第二节 “五谷为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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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簠”，它的铭文上也写有“用成（盛）稻粱”。簠的出现表明，稻米已成为王室宴席上的珍馔。

    文献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王室中的著名“八珍”中，第一种就是稻米，其名称与做法为：“淳熬：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这也就是说把煎肉酱加在旱稻米饭上，再浇上脂油，成为肉酱盖浇饭。

    另据《左传·僖公三十年》中说：“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武，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像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杜预注释为：“白，熬稻；黑，熬黍。”“嘉谷，熬稻黍也。”熬为烤、煎之义。孔子也曾用；“食夫稻，衣夫锦”，来形容奢侈讲究的生活。由上可见，食稻衣锦在先秦主要是王室生活的象征。

    稻谷在先秦王室中受到这种优遇，反映了稻谷种植在北方还不够普遍的实情，稻米仅是王室与贵族们享用的珍品，稻谷显得十分稀贵。正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中原一带秦汉皇室墓葬中往往出土有盛稻的陶仓。但如果由此下结论，说中原一带在秦汉时期就大量生产稻谷并普遍食用稻米，那就十分错误了。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稻米主要出现在王室的饮食中。

    现在世界上许多学者认为小麦起源于西亚及地中海东岸地区，殷商时才逐渐传入中国。由于麦子在商代种植较少，所以在此时王室饮食中，也是难得一见的珍馔。

    殷墟卜辞中有“月一正，曰食麦”的记载。对此，郭宝钧先生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中指出：“这就说明了麦只是新年的特食，并不是平日所得常吃的。这种食麦的卜辞只一见，有关麦字（作食物解者）的卜辞也只十余见，有关来字的卜辞亦不过二十余见，这比之黍稷类卜辞近二百见者，大有径庭。因麦是越年生草本，占地须八个月才能成熟，在殷代种植术不可能过高，收获量不可能太丰，似殷人尚在初步培育、逐渐推广的阶段，农业的重点尚不在此，故反映于卜辞者为数较少，数少就是麦子尚未能成为普遍民食之旁证。到了周代，麦之歌咏及记录较多，但到《吕氏春秋》著录时代，在十二纪中尚有‘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食麦与羊’；‘孟夏之月……农乃收麦升献，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之语，则知到晚周时，麦子仍不是一般人可以常食之物。故如说麦子是北方人主要食粮，这话还有些笼统，如说是古代北方贵族阶级的主要食粮，则庶乎近之”。可见，麦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成为王室贵族较为常用的食粮。麦子的这种珍贵性，是由麦子本身的种植特性，以及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所决定的。

    殷墟卜辞还数次出现“告麦”二字，著名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认为这是商代统治者企图掠夺邻近部落的麦子而盼望情报的一种占卜。另一著名文字学家胡厚宣先生则认为“告麦”是侯伯之国把丰收的消息告知殷王。这两种说法都反映了麦子在当时属于稀贵品种，所以商代帝王对于麦子十分关心和钟爱。

    事实上，抢夺麦子的风气，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都很盛行，《左传·文公十七年》中说：“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左传·隐公三年》中记载：“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左传·哀公十七年》中记载：“楚既宁，将取陈麦……陈人御之，败。”所以，西汉著名的学者董仲舒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汉书·食货志》）。

    麦的贵重不仅是因为麦粒饭较粟米饭好吃，还因为麦是接绝续乏之谷，麦的登场正是其它谷物还未成熟，而旧谷食已经吃光，缺乏粮食的时候，所以古人十分重视它。

    西汉时期，麦的种植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时，麦子可以磨成面粉，作为食品的价值提高了，加之这时的农具和大田生产技术有所改进，小麦的种植面积显著扩大，麦子才由宫廷与贵族们的专用之谷，走向民间的餐桌。汉代以后，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稻谷产量第一、小麦产量第二的粮食作物构成局面。这两者产量既丰，对人类营养又好，所以中国古代宫廷饮食的主食系统一直以此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