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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
在曾国藩思想及言行中，学问与人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学问会对人格及其内部各个方面的形成产生作用；于此同时，人格特质也会对他的学问产生影响。www.Pinwenba.com那么，人格与学问之间是如何产生这样紧密的关联与互动的呢？这显然是由于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条件与共同发展的基础，而这恰恰是曾国藩本人十分关注并作过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来，人格与学问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学问是一种知识追求，而人格则是一种身心的修养，《大学》曾分别以“格物”言学问探讨，以“诚意”言人格修养，即所谓“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但是，依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普遍观念来看，人格与学问之间又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人格发展应该以学问为基础，“尊德性”是离不开“道问学”的；学问最终也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道问学”的目的是“尊德性”。简而言之，人格修养的程度一定会体现在学问上，学问亦是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人格与学问之间有着非常一致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与方法途径，这正是学问与人格具有内在关联的原因，也是它们能够产生互动的条件。我们现在从曾国藩留下的著述中，清理出他对人格与学问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思想。
一、 共同的目标：立志圣贤
曾国藩将“事”分成两类：一类是“尽其在我”的事，一类是“听其在天”的事。他认为，有关人格精神、学问知识均是属于“由我作主”的事
情，因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至于功名富贵、生老病死则是不能由自己作主的，故而应该采取“听其在天”的态度。他指出：“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92.）他对于能够实现“尽其在我”的人格、学问之事，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争取，将其与天命分开，指出“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还认为，不但人格与学问是“由我作主”的事业，而且它最终所能成就的规模气象，还受每个人的志向制约。他说：“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活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答欧阳勋.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46—47.）曾国藩认为每个人的不同志向会决定人材的高下，也就是说，人格与学问的高下是由人的志向所决定的。他特别强调儒者的人格与学问之间的志向是一致的。一方面，儒者的人格修身目标就是要成为理想的圣贤，这是一切有志的君子必须以一生的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94.）另一方面，学问追求的目标同样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圣贤，故而也必须以立志为先。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断不甘下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8.）“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16.所谓“大人之学”，即是立志成为“圣贤”的学问。读书者所立志向，也同样是如何做圣贤的“大人之学”。
无论是人格的境界追求，还是学问的知识追求，一旦以成为圣贤作为自己的目标，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激励作用，使人经得起人生与学问道路中的种种磨炼，并能够战胜逆境中的重重困难。曾国藩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但求志弥刚，气弥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复陈筱帆.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350—7351.）可见，成就圣贤的崇高志向能够提升人的精神人格，培养人的学术涵养，尤其是使人不断产生自我完善的追求。曾国藩还认为：
君子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
在曾国藩这里，立志做圣贤成为他在人格与学问方面相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这一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又是促进其人格与学问共同发展的内在原因。
二、 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经史百家
曾国藩不仅肯定人格与学问均以立志做圣贤为共同目标，以建立思想一致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同时它们之间还有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也就是以中国古代经史百家作为人格与学问的基础。曾国藩认为，古代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均必须借助于中国古代经史百家的文献典籍，方得以传递与教化后世，而文献典籍又是以文字形式来表达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容。他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救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明文字为要务。”（致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5—6.）无论是人格修养，还是学问研究，均必须通过精研文字形式的经史百家方得以实现和完成。
曾国藩“精研文字”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往往通过“无学不窥，默究精要”的方式从中获取人格与学问的精神营养。他所强调的主要的读书范围，能在他的《圣哲画像记》中反映出来，他曾择古代“圣哲”三十二人作为有志于圣贤者阅读的作者对象，认为“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新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248.）。这批被认为是“圣哲”的人物所研究的学问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各科知识内容，如“葛、陆、范、马”是“德行而兼政事”，周、程、张、朱是义理之学，韩、柳、欧、曾、李、杜、苏、黄是词章之学，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则是考据之学，至于以“圣”为标志的文、周、孔、孟，以才闻名的左、庄、马、班，则兼有多科文化，不是一科所能概括的。这批“圣哲”的著述，其实正好代表着中国古代优秀典籍的精华，体现出古代“经史百家”的各个重要方面。当然，在众多的中华优秀典籍之中，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仍是以经史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他提出，“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因为他相信经史之学完全包括了“内圣外王之要”，是“有本有末之学”（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3.）。所以，无论是从人格修炼的依据、还是从学问知识的基础来看，经史之学的重要性均是十分显著的。
为什么经史百家之学能够成为人格与学问的共同基础呢？在曾国藩看来，经史百家的学问研究与人格修养之间本来就有着内在的一致。经史之学所涉及的本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所以曾国藩强调经史百家之文对学业知识、人格修养的重要性，“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443.）。显然，对儒家经史之学的“学问思辨”是为了探求学问，对其“修身”、“济世”的实践则是为了成就人格。他曾以《大学》为例，说明儒家经典为什么能够统一学问与人格。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阅读儒家经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长学问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将书本知识“体贴到身上去”，这样才能使这些知识“内以修己，外以治人”，成为“圣贤”的人格理想。
三、 共同的精神特质
曾国藩之所以强调人格与学问之间的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关系，还由于他看到了人格与学问之间本来就具有共同的精神特质，他坚信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共同的精神特质，人格与学问之间才有着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曾国藩不仅经常思考和讨论这种共同精神特质的存在，并且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种共同点并促进二者的互动发展。
曾国藩所讨论的人格与学问的共同精神特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例举几项。
其一，取人为善与兼收并蓄。
孔子早就告诫学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因为善于发现学习、汲取他人的长处，不断提升自我，这不仅体现出人格精神的基本涵养，而且也是对待学问知识的必要态度。曾国藩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相同的要求。一方面，在人格修养上，曾国藩坚持了一种“取人为善”的态度。他认为每个人均有各自的长处，所以，“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辨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二）：851.）他甚至认为孔子能成为圣人也是因为他学无常师、为之不厌，即坚持“取人为善”。另一方面，在无涯学海中，曾国藩主张对不同长处的学派、学者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他反对因标榜汉学、宋学而排斥其他学问。他认为每个时代的学问风气不同，每个学派的学术旨趣有异，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应该对各个思潮、学派、学人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他曾对儿子曾纪泽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77.）他本人甚为推崇的三十二位“圣哲”，其学术内容就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不同方面，他认为这些不同领域的“圣哲”均是自己应该师法的楷模。总之，曾国藩无论是人格方面的“取人为善”，还是学问方面的“兼收并蓄”，均表现出他对别人道德、学问的尊重，他在人格与学问方面的博厚、兼容的精神内涵是十分一致的。
其二，浑拙忌巧。
曾国藩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有一个倾向，就是强调并追求一种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梁启超评价曾国藩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事实上，曾国藩在日常言论中，常常以十分称赞的口吻谈到这一“钝拙”的精神特质，并提出一系列与“钝拙”相近的词，包括“浑”、“浑拙”、“拙诚”、“浑厚”、“诚愚”等，他认为这种精神特质正好与“巧”、“巧诈”、“玲珑”、“精明”等相对应。曾国藩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精神特质的态度非常明确，即高度赞赏“浑拙”、“诚愚”的精神，反对“巧诈”的作风，并以“天道三恶”中“天道恶巧”（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384.）为“三恶”之中的“首恶”。曾国藩所以倡导浑拙并反对巧诈，既与他深受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有关，同样也与他的人生阅历与官场磨炼有关。
曾国藩坚持将浑拙看作是人格、学问两方面的要求。首先，对于曾国藩来说，追求浑拙是他本人在人格修炼中的一种精神追求。他曾对儿子曾纪泽提出：“泽儿天资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1247.）“浑拙”功夫为什么对修身如此重要呢？因为智巧者往往会因为工于心计、过于武断而引起人际间的矛盾或纷争，而“浑拙”者则往往能避免上述人生困境。所以曾国藩说：“纵人以巧诈来，我以深含应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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