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明初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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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www.Pinwenba.com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文化教育方面，明王朝将程朱理学推上独尊的地位，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诏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明史，卷二.太祖二.）而明初统治者崇儒尊经，实际上是推崇宋儒，尊重程朱注释的儒经。朱元璋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松下杂钞，卷下.）因而，明初理学的教育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延续，这一时期内涌现出来的理学家、教育家，主要是倡导、复述程朱学派的教育主张。

    但是，在明初一百多年时间内，教育思想的发展并非完全是程朱理学的简单重复。明初涌现出了不少理学家、教育家，诸如薛瑄、吴与弼、方孝孺、曹端、胡居仁等，尽管他们大多是宗奉程朱，继续阐发程朱的教育思想，但是他们在阐发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其中也确有不乏新义之处。明代初年，崇儒重教之风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发达，诚如《明史》所载：“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儒林传·序论.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文化事业的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兴盛。明初的理学家、教育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一度出现纷呈、繁荣的现象。这里，拟对明初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作一综合论述。

    明初理学教育思想主要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 程朱理学教育思想取得独尊的地位

    明代初年，官方极端推崇程朱理学。早在开国之初，宗守朱学的刘基、宋濂等理学家就常与朱元璋“论道经邦”，他们建议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的注解为“规矩”。朱元璋逐步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认为理学是治心之要、治国之本。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由官方编修理学书籍，“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解缙传.明史，卷一百四十七.）以进一步确定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到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皇帝朱棣的亲自主持下，编纂而成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这三部大全所据经注，均属程朱理学著作。就以《五经大全》为例，《周易大全》据《伊川易传》及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主陈浩《云庄礼记集说》，它们均是程朱本人及其门人的著作。

    程朱理学成为明初的官学以后，尤在教育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明初的科举考试，以《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规定文章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称“制义”。《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粱三《传》及胡安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十三年，明成祖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与科举考试相关，学校教育也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明初的中央官学及地方各级学校，为了培养应付科举考试的后备力量，均按科举要求，以《四书》、《五经》的朱学传注，教授生徒，使得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程朱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科举教育取得独尊的地位，故而也支配了明代初年的教育思想。如三部《大全》之一的《性理大全》，其二十六卷以后，按门目将程朱理学的有关语录分类选载。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主要收在《学》的门目之中，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学

    小学

    总论为学之方

    存养(持敬附)

    知行、致知、力行

    教人、人伦

    读书法

    史学、字学

    科举之学

    论诗、论文

    在这些门目下辑录的都是有关教育思想的语录，而其来源主要取自程朱本人及其门人后学的著作，其中所体现的，均是程朱理学关于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读书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中，也主要辑录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由此可见，三部《大全》的颁行，不仅标志着程朱理学作为国家哲学统治地位的完全确立，而且标志着程朱教育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统治地位不仅体现在官学及官方颁布的典籍中，而且体现在明初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理学家、教育家的思想之中。据《明史·儒林传·序论》所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等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这一大批理学家、教育家很多，除了上面列举的曹端、胡居仁之外，还包括宋濂、刘基、方孝孺、薛瑄、吴与弼、汪克宽、陈真晟等人。他们在教育思想方面，主要是宗守程朱理学。如以方孝孺为例，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宋濂的弟子，被称为“程朱复出”。他十分推崇朱熹的教育思想，认为：“朱子之学，圣贤之学也。自朱子没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学而为学者。”（赠卢信道序.逊志斋集，卷十四.）所以，方孝孺也像程朱一样，坚持“敬内义外”的教育主张，他说：“涵养以敬，以澄其内，制之于义，以应乎外。”郑氏四子加冠祝辞序.逊志斋集，卷八.“以敬存心，以义制行。”（习庵记.逊志斋集，卷七.）这些都是朱熹倡导的敬义夹持的继续。又如明初理学家刘基，亦是宗守程朱之学。刘基(1311—1375)字伯温，被称为“明一代宗师”。他的教育思想，也是继承朱熹的格物致知、内外兼尽的主张。他说：“观其著以知其微，察其显而见其隐，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性，不孛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郁离子·麋虎.）“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贵能推其类也。”（赠奕棋相子序.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四.）这一类教育思想都是明确沿续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即要由外及内、由物而推其知。再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薛瑄，他是“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他所宣扬的教育思想，也是对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由此可见，在明代初年，由于官方的积极推崇，程朱理学已成为国家哲学，统治着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此同时，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也在教育界取得了独尊的统治地位。

    二、 明初理学教育思想在注重躬行实践方面体现出理论特色

    教育思想不仅受理论基础、思想资料的支配和影响，同样受到教育家本人的教育实践的支配和影响。明代统治者推行崇儒重教的政策，一大批理学家们从事教育活动，在教育实践中对理学教育思想产生了一些新的体认和阐发，故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教育见解。他们的教育思想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注重对躬行实践的阐发，反对当时诵习章句的不良风气。

    明初理学家方孝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方孝孺从小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后又成为宋濂的入室弟子，故被人称为“程朱复出”。但他认为，以理为本的天道论经宋儒论证后，“具已明白”，更应该注意的是学道的方法，这正是教育思想方面的问题。与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相比，方孝孺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视践履功夫的特点。他十分重视小学功夫。所谓“小学功夫”，主要是指自幼年至成年的道德践履功夫。他的《幼仪杂箴》，就专列小学功夫项目二十项，包括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等。他认为，那高超、神圣的天道并没有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反，就存在于日用常行之中，他在《幼仪杂箴》中首先就提出：

    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有其度，或铭于盘盂，或书于绅笏，所以养其心志，约其形体者至详密矣。其进于道也，岂不易哉。

    由于高超的道就存在于坐立揖拜、言动取予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那么，《幼仪杂箴》所列的小学科目，一方面固然是使学者的外表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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