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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在这方面，茶陵书院的藏书、刻书事业成就甚为突出，其藏书、刻书兴于宋，盛于元、明、清，与书院同步发展。不过，茶陵书院藏书的具体情况多已无从查考，特别是书院的管理制度。从对书院的刻书、藏书之重视来看，其管理制度应当是极其完备的。从一些零碎记载中可寻得有关茶陵书院藏书情况的蛛丝马迹，如清同治九年《茶陵州志·学校》载，自清雍正三年至嘉庆十九年（1725—1814），上级颁发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学政全书》、《春秋传说汇纂》、《古文渊鉴》、《礼记义疏》、《唐宋文醇》等共计2313本。虽未记载洣江书院是否有上级颁发的图书，但以下两点可以说明，上级亦应给洣江书院颁发了图书典籍:第一，自元代起，朝廷就给一些著名的书院颁发图书，洣江书院是州立书院，应当也会有朝廷颁发的图书。第二，嘉庆十三年（1808年），洣江书院“从新更造”（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三.学校·书院建废迁修.，讲堂楼上设立“御书楼”，说明此时已有朝廷颁发的图书。其数量应与其他学校差不多。当时，茶陵的民办书院也多有藏书，如明贡生谭绍琬在《一经堂歌次尹宗伯韵》中称“君家藏书千百编，一经独以忠武传”，反映了“一经堂”（明经书院）藏书之多。石陂刘姓梓林书院所收藏的刘三吾所著的《坦斋文集》、《斐然堂稿》等书，流传至今。
此外，茶陵还出现了家藏图书的风气，如陈仁子是书香世家，其伯父陈兰孙是淳祐庚戌（1250年）进士，其兄陈中子在淳祐戊辰（1268年）中漕举，其子侄也多是饱学之士，家藏图书甚丰。家藏图书和书院刻书的风行则又丰富了东山书院的藏书。东山陈氏家族的后人（明代）陈宗说建“汲古楼”，“藏书盈万卷”，其藏书即多来自于东山书院藏书楼（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明清期间，除陈宗说之外，当地还出现了刘士琦、彭骥孙、陈天羽等藏书家。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茶陵州志·人物》载：刘士琦“岁贡，家多藏书，潜心好学，言芳行洁，为邑里楷模”，著有《历试草》，揣摩家传诵之；彭骥孙“庠生，先世藏书甚富。骥勤于探讨，寝室其中”,著有《畏家园集》；陈天羽“庠生，家贫力学，购书甚富，沈酣枕……制艺渊博，”订有《易经讲义》。这些虽然是个人攻学业、研究学文的私人藏书，但从整体上说，实际上也是对书院藏书的重要补充。
综上所述，推究茶陵书院藏书事业兴盛的原因，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主要得益于本土学者的努力，如李东阳、刘三吾等著述甚丰，为本土刊印提供了主要来源；二是政府特别是朝廷的支持，颁发的书籍数量不少，这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茶陵印刷出版事业的发达，仅从其书院刻书数量、种类之繁多就可见一斑；四是得益于民间藏书风气，出现了一批藏书家。当然，这也是书院学术事业的需要。从茶陵士子反哺书院的情况来看，士子们以及社会人士对书院藏书应是予以了捐助的，只是相关资料太少，难以管窥，在此不作赘述。
宋代，湖南有私刻图书的四家、坊刻一家，而茶陵占了一家；元代，湖南有私刻图书的五家，而茶陵就占了四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茶陵刻书在湖南刻书业所占的地位。茶陵之所以能够成为湖南的刻书中心，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茶陵盛产楠竹、香樟树，为造纸、雕版刻印提供了丰富的优质原料；二是茶陵与江西交往密切，引进了较为先进的造纸、刻印技术（刘志盛.陈仁子与东山书院.茶陵县志办编印的茶陵修志通讯：8.）；三是宋元以来，茶陵科举及第的人多，仅宋代考中的进士就有71人。他们离职回乡后，潜心著述，致力办学，为藏书、刻书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说，茶陵书院的发展与其藏书、刻书基本同步，这也说明书院担当了藏书、刻书的主角。
茶陵书院的刻书是与著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茶陵士子们聪颖勤勉，著述不辍，为书院刊刻提供了大量的书稿，而茶陵书院的刻书，涉及到理学、历史、文学、科技以及考古等诸方面，范围广、名目多、内容丰富，如陈仁子创建的东山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把教学、著述，刻书融为一体，书院设有讲堂、书斋、藏书楼。其著述、刻书成就尤著，声闻海内外。著名藏书家、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称：“(东山书院)有名为书院，实为私刻者。”陈仁子著述传世和存目的有《文选补遗》40卷、《续文选补遗》12卷、《二稿》8卷、《牧莱脞语》20卷、《韵史》300卷、《唐史卮言》30卷、《迂禇燕说》30卷，共7种440余卷。其中《文选补遗》、《牧莱脞语》入《四库全书》。历代著述刻本有《增补六臣注文选》60卷、《梦溪笔谈》（刻本名《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26卷、《说苑》20卷、《考古图》10卷、《叶石林诗话》3卷、《尹文子》2卷，计13种600余卷（刘志盛.陈仁子与东山书院.茶陵县志办编印的茶陵修志通讯：8.）。规模之大，印刷之精美，印书之多，为当时湖南第一家（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东山书院刻印的图书很有特色，纸张洁白有韧性，耐收藏，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品。多为历代朝廷内阁藏书，称之为“茶陵本”。东山书院的图书刻印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两朝，茶陵私刻图书蔚然成风，成为当时湖南省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即茶陵为全省私刻中心，长沙为全省官刻中心，宝靖为全省坊刻(商业性)中心。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茶陵书院的刻书紧密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成果和学术研究活动，它大量刊刻有关自身的教学和学术成果（如自身著作等）。至元明，茶陵仍是湖南私刻图书的中心，直到清代兴而不衰。宋至清同治八年（1869年），茶陵书院刻印本土人士著述即达129种、近万卷，其中李东阳的《怀麓堂集》、《麓堂诗语》、《西涯乐府》，李祁的《云阳集》，刘三吾的《省躬录》、《坦斋文集》、《斐然堂稿》，廖希颜的《三关志》，彭维新的《墨香阁集》等著述都被他们的宗族、后人多次重印。至于茶陵书院刻印的其他图书更是数量巨大，无法统计。
可见，正是茶陵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印刷技术的发达，为书院刻书事业打下了重要基础，而茶陵学有成就的士子们孜孜不倦于学术追求，甚至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境界，这对于书院刻书业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由于宋代印刷技术的提高，使得书籍得以快速大量地生产，流向社会，为院藏图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书院自身开始较大批量地出版发行图书，也促进了院藏图书的增加，再加上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书院自身所肩负的学术使命，使得书院藏书事业得以昌盛发达，茶陵也不例外。茶陵书院藏书与刻书二者联系紧密，其刻书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藏书业的发展，而其藏书、刻书事业对后来的茶陵藏书业、私刻图书的发展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陵书院刻印的图书，特别是本土学者的著述一般由书院、塾馆、宗族及藏书爱好者收藏。因此，本地刻印的图书特别是本土人士的著述，丰富了书院的藏书，如明嘉靖丙戌年（1526年）进士尹尚宾“将其诗文集二十卷藏‘一经堂’（明经书院）”（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
当然，不管是书院藏书还是刻书，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会对地方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五、 办学特色较明显
在古代中国，人材培养成为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看来，为统治者培养所需要的统治人材，乃是办教育和兴学校的根本目的。“书院教育制度的办学宗旨则与此大不相同。虽然书院也认为培养人材是自己的重要使命，并期求在自己所培养的人材中有入仕做官者，但书院对自己的人材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67.）书院办学者们把自己或自己所认同的教育方针贯彻于书院的办学活动中，他们制定各种学规、学约、学则，明确规定书院教育总的方针、人材培养目标、修身治学准则以及日常作息生活规则等。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时提出了自己的人材模式构想：“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张栻.南轩集卷十·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693.）他认为人材必须明乎人伦，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坚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可见，德育是张栻人材模式构想的核心，他要求的乃是一种伦理道德型的人材，即是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材，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仅为官家子弟接官班的所谓人材。在这一点上，茶陵书院也是按此模式来履行人材培养职能的，只不过在办学宗旨上可谓各有特点。如洣江书院提出“圣贤之书，道之付托……知之必明，守之必固，行之必力”林廷玉.洣江书院记.（明嘉靖四年）（茶陵州志，卷下.学校第一.）；私立的西畴书院则提倡“圣贤教人，先博文以穷天下之理，后约礼以尽践履之功”（罗鉴.西畴书屋记.（明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艺文.）以培养“一言必中乎理，一行必合乎义，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罗鉴.西畴书屋记.（明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艺文.）的人材。此外，西畴书院还十分强调学生的社会道德修养：“养其心体，习其恭让，府仰有容，升降有节”（罗鉴.西畴书屋记.（明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艺文.）重视礼仪，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学理念。在道德修养上，洣江书院侧重于社会道德教育，明经书院侧重在家庭道德修养，而寻乐书院则主张“寻理学之渊以为乐道”据茶陵县档案史志局书院调查小组2004年调查材料。，提倡为学者探究学问要以“道”为乐，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
这表明，茶陵各书院大都强调人材德行，其办学宗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此外，在办学方式上各书院也有自己的特色，如东山书院集教学、学术研究、著述、刻书、藏书为一体，尤以刻书成就最为显著，闻名于世。明经书院秉承岳飞“当以一经教子，后当有显者”的教诫，着力培养科举人材。除邀名师掌教外，还邀邹守益、湛若水等著名学者讲学。从南宋至清代，该院有14人考中进士。洣江书院除聘座师外，还经常邀请地方长官和茶陵籍回乡休假的官员、名儒讲学,如明知州林廷玉、清乾隆年间的知州张廷琛以及尹毂、周焘等官员、名士在回乡守制或归隐时就曾应邀在该书院讲学（清同治九年）（茶陵州志，卷十七.循良；卷十八.人物·宦记.儒林.）与中国其他书院一样，茶陵书院担负着多种教育职能，在培养人材，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至少在某些时期，书院是当地文风的引导者。
（与阳卫国合著，原载《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