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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充分表明书院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
（二） 学术创新精神
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发展，其中包括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这些学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或者是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或者是以书院为传播基地，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书院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以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并以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
1 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具备一定物质条件的前提下，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决定学术创新与传播的关键因素。书院的学术创新需要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书院学术创新需要超越固有的学术传统与知识框架，如程朱新儒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了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王湛心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新儒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乾嘉汉学是对程朱新儒学的反动，用汉代学者重考证的方式方法来研究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书院学术创新还必须突破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官学体系所实行的学术控制。而书院学术创新要能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必须具备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灵活的体制。
如前所述，书院的性质不同于官学，它发端于私人藏书读书之所，即作为私人办学机构的形式出现。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书院受到了官方的重视，甚至直接由官吏来创办、管理和任命山长，大多数书院教学也以科举为目标，使书院出现官学化。但与官学相比较，书院很少被朝廷的官方文件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即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被视为“储才以应科目”的机构。正因为如此，书院受到的控制远远小于官学，书院在经费管理、山长选聘、教学内容与方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是书院实现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
不仅如此，书院与私学也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书院有以学田为核心的经费体系的支撑，将学田出租的收益作为其日常的运作经费，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经费管理体制；其次，书院制定了相当完善的选聘山长、招收生徒、进行教学活动、藏书与祭祀等方面的制度。如清代书院选聘山长时，不少书院从学术水平、道德修养方面要求候选的山长，而且还规定山长必须能坚持长期住院开展教学活动，如有的书院将山长的薪水与其是否到岗工作联系起来，如果山长一个月不到书院任教，就将这一个月的束脩和薪水支给代课者，以达到“重月课而收实效”墨池书院章程.清刊本.的目的。
书院与官学、私学的这些差异使得书院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学术传薪环境和必要条件。如不少书院以充足的经费为支撑，购置和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资料，甚至出版学术著作。如河南大梁书院是清代汉学在中原地区的重要基地，其藏书数量相当惊人，至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收藏有经、史、子、集、丛书、算学书、时务书等七类图书，共计2299部，42151卷。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大梁书院是难以收藏如此巨大数量的书籍的。除了收藏书籍，经费充裕的书院还自己刊刻本院教师的讲义、生徒的优秀课艺及院志等。如以研究和传播汉学而著称的杭州诂经精舍就先后出版了其生徒的课艺《诂经精舍文集》八集，成为清代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无论是书院教师的讲义还是生徒的课艺等，既是对书院学术水平的反映，也是对书院创新的一种激励措施。
由此可见，书院不但具有与官学类似的经费保障体制，有类似于私学的灵活办学机制，而且还有官学、私学都不具备的相对自由的办学空间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书院师生不仅可以自由讲学，而且能够潜心创新学术，取得了程朱新儒学、明代王湛心学和乾嘉汉学、清代实学等重大创新成果。
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21（3）.）
2 学术大师主讲。学术学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力的大小不但取决于学术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学术学派创始人、学术中坚及学术信奉者个人的影响力，学术大师对学术学派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前所述，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使书院不仅能聘请学术大师担任书院的山长或主讲，也可以延聘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前来讲学，或者通过会讲形成相互答疑问难的学术讨论盛况。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创建、修复和支援多所书院发展，并积极讲学于书院。朱熹一生创建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五所书院，还利用到各地为官的机会修复影响较大的书院，并讲学其中。据统计，朱熹以在任官员的身份修复了3所书院，而在其讲学的21所书院中，有8所是以在任官吏的身份去讲学的。此外，南宋学术大师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湛若水，清代的汉学大师惠栋、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
这些学术大师将书院视为学术创新的基地，他们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少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的一生大部分是在书院度过的，其学术成果应该大多是在书院取得的。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农历八月，朱熹携弟子从福建到湖南岳麓书院讲学，与当时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讨论学问。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庸之义和“太极”这两个宋代新儒家注意研究的问题上。这次讲学对朱熹的学术体系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自己曾多次指出:“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朱熹.答程允夫.朱熹集，卷四十一.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920—1921.）
不少书院为提升学术创新水平，争相延聘学术造诣高深的大师担任主讲和山长。如汉学大师陈祖范深入研究儒家原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由于他在学术研究上著作等身，加之训导有方，苏州紫阳、徐州云龙、安庆敬敷、扬州安定等书院都竞相延聘他担任山长。其他不少声名煊赫的汉学家也在多所书院讲学，以书院教学为终身职业者也不乏其人。吴派大师钱大昕晚年以书院教学为生，先后主讲书院达23年之久，其中主讲苏州紫阳书院16年，并老死于书院之中。当时，不仅地方大员竞相聘请学术造诣高深的乾嘉学者执掌书院，连有的私人创办的书院亦竭力聘请乾嘉学者担任山长，如江苏洋川由商贾谭子文创建的毓文书院，即延聘汉学大师洪亮吉担任山长3年（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14缉.）
书院学术创新成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不但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创新，而且是学术学派形成的重要途径。长期执掌江宁钟山书院的著名汉学家卢文弨在书院教学过程中，通过让生徒参与校勘工作来提高汉学研究水平，这样不仅能加快学术研究的速度，而且能培养生徒的校勘水平。严元照说:“抱经先生嗜古好书，每观罕见之本，辄课生徒分抄。抄竣，亲以朱笔校勘，所抄之书，卷以百计。”（柳诒徵.卢抱经年谱.南京：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28：48.）除了让生徒直接参加学术研究活动，书院教学的重要方式——答疑问难也是学术创新与教学结合的典范。朱熹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明确规定了“慎思”，这一方法在书院教学中被普遍采用，学术大师们的语录、文集中有大量的书院师生答疑问难的记录，这些记录是书院大师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七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社会教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社会教化是历代文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地方官吏任职时期的重要工作。然而，官方的社会教化途径却是相当有限的，私学等传播途径所能发挥的作用又相当微弱。书院的出现却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书院成为以文化传播与普及为核心的服务社会的重要机构。
首先，书院实行开放式办学。如前所述，由于书院不属于国家教育体制，其创立、修复和废止的自主性相对较大，官吏、学者、乡绅、商人或士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立书院，延师授徒讲学。正因为如此，在宋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书院数量都是多于县学、府学和州学的。清代新创建的书院达3757所，修复前代书院608所，两项共计为4365所（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271.）书院不仅数量远远超过官学，而且还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基地。
书院不仅在创设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而且在传授对象方面也是极为开放的。书院招收生徒虽然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即由书院资助或者部分资助的生徒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始议即其故基，度为小屋二十余间，教养生徒一二十人。”毛琦德.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白鹿洞书院志，卷二十一.转引自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1058.朱熹重振岳麓书院时，正式生徒的名额也只有四十名。然而，招生名额并不能真实反映接受书院教育者的数量，书院还面向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众，实行开放式的办学。
这种办学方式一是书院打破了官学限制生徒异地入学的规定，可以自由择师而从学，其生徒的来源较北宋时期更为广泛。如朱熹创办的武夷精舍建成以后招收的70名门人中，除10人里籍不详之外，不属于福建省籍贯的有24人，占有明确籍贯记载的60人中的40%（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0—132.）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除2人里籍不详之外，31人中有20人来自湖南之外的地区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二是书院不限制院外的士人来书院听讲，凡是有志于学问者，都可以进入书院听大师讲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如陆九渊讲学于象山书院5年，人称四方士子访问者达千人之多。这正好反映了书院的办学宗旨——向广大士子开放，以满足其“道问学”的需要，从而达到传播和普及文化的目的。
其次，书院教化的方式。与书院通过日常教学活动教授生徒不同，书院的社会教化往往是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与服务社会的方式来实现的。书院交流学术的重要方式就是会讲，明代将会讲制度化，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讲会制度，并在各地出现了相当多的讲会，使之成为学术传播与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王阳明去世之后，王门弟子为传播其学术，成立了水西会、同善会、君山会等讲会。为能达到传播和普及文化的目的，讲会几乎直接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如虞山书院规定:“虞山会讲，来者一不拒，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他方，但愿听讲，许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会簿。”耿橘.书院.会簿.孙慎行等.虞山书院志，卷四.明万历年间刊本.社会的各阶层都积极参加讲会，不少讲会的人数多达数百乃至上千人。对听讲者开放的程度越高，社会教化的效果就越好。
除阐扬所属学派的学术观点之外，书院讲会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进行社会教化。赵绍祖在《赤山会约跋》中明确指出，书院讲会的目的就在于教化社会，即所谓“拳拳以善俗为心”赵绍祖.赤山自约跋.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而由萧雍所制定的《赤山会约》的内容包括遵谕、营葬、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慎言、忍气、崇宽、劝业、止讼、禁赌、举行、黜邪、戒党、置产、恤下、闲家、端本等方面，这些都是关于民间风习、改善社会风尚的规范。
此外，书院的藏书和刻书活动也是书院传播和普及文化的重要方式。如书院藏书除了为本院师生的教学、学术研究服务之外，不少书院的藏书还向院外开放，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如湖南益阳箴言书院的《箴言书院规制》中规定:“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其标记、赔偿之法悉如前。”胡林翼.益阳箴言书院志，卷上.箴言书院规制.清同治五年箴言书院刊本.
再次，生徒的教化活动是书院教化的延伸。在研究书院传播与普及文化的教化精神时，不仅应该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书院活动的影响上，而且还应该重视书院所培养的生徒对社会教化的作用。
一般来说，长期在书院接受教育，受到书院精神熏陶的生徒往往能利用自己的地位继续从事教化活动。一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书院生徒，会利用自身的地位直接参与书院的建设与管理，成为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如陶澍于乾嘉之际就读于岳麓书院，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官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他一生十分关注书院的发展，直接参与书院的管理、建设与讲学。道光六年(1826年)，他率领下属捐廉，于嘉定倡建霞川书院，并亲自参与考校。道光十七年(1837年)，又修复敦善书院，作为盐籍子弟的求学之所。次年，仿照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江宁惜阴书舍，并制定了《惜阴书舍章程》十条，规定其讲求汉学的教育方针。陶澍的这些活动直接推动了书院教化活动的开展。
而大部分书院生徒则是只能回归到民间，不少人以社会教化为终身责任，不仅成为文化知识的主要传播者与普及者，而且也是民间礼仪、乡规民约的制订、推行者，社会舆论与道德评判的主导者，在民间社会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通过他们自身的言行、处事接物等方式，成为民间社会道德的模范（肖永明.书院社会教化的实施途径.教育评论，2003（3）：81.）书院强调通过书院生徒的不懈努力，将儒家文化传播与普及到民间，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石南书院记》云:
“多士诚能克自振拔，力追古人，后先相望，以宣圣天子文治之隆，又各以其所闻闻其乡人，自党塾而至于里闾，父与言慈，子与言孝，交相勤勉，涵濡渐摩，道德一而风同，其在是矣。”（王巡泰.石南书院记.（广西）续修兴业县志，卷九.清乾隆四十三年抄本.）
三、 现代启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运作，从而实现自身的变革。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体而言，中国的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移植的方式是有其历史因缘。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无法模仿的。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3（1）.转引自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46.）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的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
如前所述，书院精神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必须运用历史学、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观点，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进行全面的梳理，然后再结合当前大学的发展，将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研究，特别需要注重对大学文化的个案研究，力图将书院文化通过现代转换，将其人文精神、学术创新精神和传播、普及文化的教化精神进行转换，并使之成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台湾《哲学与文化》2008年第9期，总第4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