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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而过后又被调查出案件，或者任职期间被其他官、吏认为不公正、不合格，就可能面临罚薪甚至开除的危险。
“除”字便是为这种不合格地人员准备的，林书大了什么鸟都飞进来，衙门里少说也有上百名办事人员，领导们一个疏忽或者看走眼，就可能让不学无术的人混入。鱼目混珠的危害，除了浪费国家财力外，还可能引起其它问题，一块烂肉坏了满锅汤的事情并不少见。
例如，文裕县田曹曾有个姓马的书吏，此人读了很多年书，还曾上京赶考过，失败几次后，一气之下，回家乡做了政府的一名办事员，工作态度倒是很认真，就是有个迂气的毛病，也就是书呆书劲。
有一次，马某因为一个工作上的问题钻了牛角尖，半夜三更睡不着，然后去敲县令丁晋的房门。丁晋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急而出。马书吏说：“我在想个问题，四月份里，农户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大人你觉得如何？”丁晋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马某哑口无言。
这就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过后，丁晋觉得马某这个外行不能适应田曹的工作，于是将他“除名”，不过怜惜他家境贫寒，又有老父母在吧。于是给他在唐家地粮店找了份记账地工作。
马书吏没有能力，虽无过错，也被“开除”；还有一些胥吏，虽能力出众，但或者是怠于本职工作、或者是徇私舞弊、或者是玩忽职守，只要是犯有错误，便要被“罚”。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处罚条例作为辅助手段，否则制度再好。也是徒有其表，无人遵守。
“罚”之一项，可大可小，重者如收黑钱的那两位捕快和“仓吏”李狗儿。除了“**处罚”，还要按照律法明正典刑；稍逊之者，即便够不上坐班房，也是立即“除名”，毫不手软；再轻者，比如上班迟到、下班早退、工作马虎之类，也是要被处以“鞭笞”“仗治”之刑，这比照朝廷的律法，更要严酷一些。丁晋的“铁县令”外号。毕竟不是白叫地。
制定严格的制度，并使专人监督。除其无用无能者，罚其惫懒懈怠之辈，这“用、督、除、罚”四字虽能有效震慑群吏、驱其兢兢业业工作，但“御人之法”，如一味偏之以刚，虽然可行一时，但终究不是长久良策。
杜黄裳曾为丁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先帝念宗在世的时候，提拔以“严酷、明察”著称的袁问为京兆尹，袁问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清官能吏，更是个办案能手。
有一次，一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这是一种非常冷酷的刑罚，很多犯人挺不过打完板书，便死在吧下，这个人很害怕，便事先去贿赂值吧书吏。这个赃吏受钱后关照犯人说“审讯后老爷一定会命我写责状(用刑前的文书)，这时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袁问升吧审过案由后，便要这赃吏写责状，犯人如吏所嘱，分辩不已。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便滚出去，别多嗦!”
袁问听见了，马上对这吏员地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之心，反过来将吏员责罚一通，那个犯人倒从轻发落了。在一向御下极严的袁问看来，这就叫“以抑吏势”，但是却不知已为吏所卖矣！
更悲惨的还在后来，袁问因过于清正，得罪了一名侍御史，御史将袁问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诬告给皇帝，念宗下令查明实情，结果下面的胥吏对这位领导多诽谤之言，袁问便被贬到涯州做官，病死在了上任的路上。
袁问以“刚正不苟”对下属胥吏，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被奸猾小吏利用了他的性格，不知不觉中为他们谋取了利益，而最后还死在这些奸妄手中，让人听了可悲可叹。
丁晋的境遇虽然和袁问大不同，和下属地关系也没有他那么糟糕，不过总归是能从别人的经历中，体会出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一味刚硬不行，一味柔弱更不可，刚柔相济才是正道。
“奖”，便是此理，既罚过，就必须赏功，有功劳者必重赏，赏罚分明，人心自可归向；且这些不入流品之胥吏，既入公门，注定从此将再无仕进可能，志向上没有了追求，唯图“利益”二字，这是人之常情，不能否认，也必须正视，只有正视这种心态，才能循循善诱，导入正途。
这也是为什么丁晋制定出新制度后，虽有瑕疵，但也无修改完善之心，水至清则无鱼，给胥吏们留下来一些可钻之无关紧要利益，对官、吏双方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