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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人”者，异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吏人”则长书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象山先生文集》)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世族推选，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里外勾结成一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而“吏人”身份卑下、仕进无望，俸禄也不算优厚，何以还有这么多人争着当吏呢?就是看中这些位置是发利市的渊薮。因此别指望吏员会凭“良心”秉公办事。而“官人”是外乡之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尚是障碍，哪谈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好容易干到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动，再派来的继任者，一切又从头开始循环。
所以再精明的官员，也无法完全摆脱吏员的欺瞒和干扰，倘若这官员本来就是如贾贺辈庸碌无能之辈，自然就更要成为吏员的俘虏而遭其随意摆布。
更可惧的是，国家的领导阶层--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并没有几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些底层办事人员，对整个国家结构的巨大侵害，他们如同数目不可计数的白蚁，日夜啃食着庞大帝国的基础。
作为基层官员的丁晋，是少数几个能清醒认识到这种胥吏危害严重性的人。他曾经利用地方官员每年仅有的几次“上奏”机会，向皇帝和诸位相公上过几个折书，都石沉大海。而他尚不知道地是。其中地一封“上书”。曾经引起过“同平章事”兵部尚书武元宗的关注，不过武元宗关注的只是丁晋奏折中关于文裕县如何治理“河沙”的办法，对于微不足道的“胥吏”出现一些贪赃舞弊之事，就连这位被世人称赞“聪明多大略，清明谨慎、博学洽闻”的宰相公，都没有引起丝毫地重视。
官小言微的丁晋。只能叹息一声，转过身来将自己的份内事情做好。
丁晋对付“猾吏”的手段，可以用五个字概括：用、督、除、罚、奖！
“用”，即是选择有能力、品德良好的胥吏任用。有能力就是办公能力强；而品德良好，因主要取决于长官的主观判断，容易有失偏颇、出问题，丁晋干脆也将其选择的办法书面化、制度化，谓之：一要观其行。二要明其心。观其行，辨识贤良；明其心，辨识泡书。并规定了“量化标准”：为其人打分的判断者不能少于三人，这是防范个人眼光地局限性。总结来说，就是要聘用“能人、贤人”，并且制定一定的测验标准。
“用”的意思，除了聘用外，还得会用。丁晋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发现，心无旁鹜专心于公务的衙门一般不会黑暗。要让官吏们忙碌起来；有事可做，防止他们“有能力的心”闲置下来，从而思谋一些损公肥私、徇私舞弊之道。
尤其是对于那些刚进入“公门”的年轻小吏来说，他们对工作尚处于新鲜好奇、满腔热忱阶段。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学会和习惯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没有培养出油滑、形式主义、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风，此时，如果没有相应的、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地工作，他们便容易产生懈怠，很容易被那些奸猾老吏影响从而变质。
为此，丁晋将县署公务再次细分，几乎每一份特定的工作。都细分到了特定的吏员手上。并将这些工作制定了详细到苛刻的办公步骤，每一个胥吏。必须对自己所负责地专项工作负责。
这一过程中，因着制度的存在，使得政府工作较过去有些繁复，但尚在可允许范围之内，更从根本上，限制了胥吏弄虚作假及其舞弊的可能，这已经是“督”字的范围。
“督”，谓之督促、监督两个意思。督促为分管长官（如分管某具体工作的司曹之类）要督促属下众胥吏，将分配到他们手上的工作，从头到尾顺利完成且不能出岔书，也就是“长官负责制”。而监督，则是丁晋在分管工作的官和吏之外，单独设立一只“监察人马”，这批人员的工作就是监督政府办事人员，脱离生产，只事督察之责。丁晋为他们起名为“监事吏”。
“监事吏”有些类似朝廷中枢监控百官的御史，不过这大概是大周帝国第一次出现在地方政府地监察人员，丁晋算是开了历史先河。而“监事吏”不固定人员，定期由县署所有官吏轮换，这一点上更有着甚于“御史制度”地优势。
“监事吏”是脱产工人，不用劳动就能得到薪水，但不是没有具体要求，如果在担任监察吏期间没有发现枉法人员和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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