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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关宫廷饮食的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文字记录的，一类是有文字记录的。
无文字记录的古代饮食文献，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遗物，一种是口头传说和宫廷饮食习惯。本篇着重介绍古代宫廷饮食生活中留下的各种遗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仅创造了可供皇帝享乐的饮食，而且还创造了反映皇帝饮食生活的各种艺术品，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化艺术品，观察到宫廷饮食是如何发展，以及古人为宫廷饮食而作的种种努力，这对我们复原古代皇室的饮食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商、周王室饮食器及其纹饰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目前保存的商周王室和贵族使用的青铜器，光是铸有铭文的就有上万件，不铸铭文的青铜器，无疑要多得多，这其中又以饮食器为主。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盨等，酒器有爵、觚、斝、尊、壶、卣、罍等。
西周王室的青铜饮食器与商代王室的是有明显继承关系的，但两者又各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商代王室青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王室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
根据墓葬发掘的材料，商代最简单的青铜酒器是以爵、觚、斝合成一组。爵是三足有流的酒杯，觚是容酒器，斝是灌酒器。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和发展，又增添了盉、尊、卣、壶、罍等中型和大型的饮器和容酒器。此外，更高级的容酒器还有方彝、兕觥、牺尊等。
这些五花八门青铜酒器的存在，是需要以大量粮食消耗为前提的。它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王族们剥削和榨取到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能够大量地酿造各种酒类。另外，酒器品种和数量之多的情况表明，商代奴隶主贵族上上下下沉缅于酒的情形确实存在。这些豪华青铜器中酌享的美酒，都是用奴隶们的劳动和智慧酿制而成的。
周代王室的饮食习惯与殷代王室略有不同。周代初年时，王室酒器大为减少。在取得王位以前，周贵族也没有大量饮酒的风俗。周武王伐商，历数商纣王的罪状，酗酒便是其中之一。以此作为鉴戒，颁布《酒诰》，严禁周人酗酒。这就是周代初年王室中青铜酒器大为减少的原因。
青铜酒器的比例大为减少，食器的数量就相应增加。西周王室青铜食器的主体是鼎、鬲、甗、簋、盨、簠。
周代王族列鼎而食，所谓列鼎，是指大小相次成单数排列的盛放各种肉食的鼎。贵族等级愈高，使用的鼎愈多，他能享受到肉食类的品种也愈多。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宗周王室的礼数也与此相仿。
西周列鼎制度的存在也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宝鸡茹家庄强（渔）伯之妾的墓中，发现了五件一组的列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的情况，按墓的等级不同，随葬的青铜鼎有七件、五件和三件之分。这种青铜列鼎的陪葬制度，所反映的还是西周以来统治阶级各个等级在饮食上的差别。
青铜簋是王室盛饭食的器物，它的使用和鼎不同之处是以偶数组合。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六簋，大夫四簋，士二簋。传世青铜簋，也以偶数为多。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簋有六器、四器和二器之别，与记载的情况相符。这些都是王室贵族饮食差别的明证。
周代减少酒器的铸造，并不是要禁绝王室贵族们饮酒，不过是要有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酒器主要是壶和务盉。一组青铜饮食器中，通常要配一对方壶和圆壶。盉是调酒味的器，主要是用以盛水调和酒的浓度。但是，终周之世，青铜酒器的铸造工艺水平和数量从未达到商代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代王室使用的青铜鼎上，常装饰有一种名为饕餮（tao tie滔铁）纹。它是一些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这种纹饰，是宋朝人根据《吕氏春秋》而定名为饕餮纹的。《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亦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谓之饕餮。”这些古代神话传说都说明饕餮是非常贪吃的。周人在青铜饮食器上装饰饕餮纹是有深意的，它主要告诫权贵们不可贪于饮食，贪吃必将害己。
商、周王室青铜饮食器上的纹饰内容，绝大多数都与当时王室的饮食生活关系极为密切，有些是王室贵族们常吃的动物，如鱼、龟、羊、牛、鸟等。到了东周，青铜饮食器上的纹饰描写现实生活的题材出现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战国早期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就是如此，这上面有宴乐、采集、狩猎等场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贵族们的生活情景和饮食状况，这些贵族们的饮食生活实际上也是王室饮食生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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