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站、中国史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的硕士学位和学士授予权、中国哲学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每年培养出许多国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除了研究生教育之外，我们还积极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文化素质教育以湖南大学本科生为主，开设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课程。在社会教育方面，古老书院的现代复兴正面临一个如何传播其优秀文化精神，如何拓展知识视野、增强学术活力，如何强化其教学效果与社会影响的问题。书院有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历史上称之为会讲。岳麓书院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举行了一次由著名学者朱熹和张栻的会讲，二人的学识涵养、人格风范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学者前来听讲，可谓盛况空前。我们吸取古老书院的会讲传统，邀请国内外在各个领域的名师来书院讲学，并利用现代传媒工具，深入宣传古老书院的辉煌历史，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影响遍及国内外，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我们还为广大青少年开辟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陈列展示、出版图书、学术报告、影像资料和网站开发等多种形式为他们服务。也积极开展文化旅游事业，向越来越多的游客讲解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现代价值。
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在这里传道授业，又培养了诸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一批著名学者。在晚清西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
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大学开始主持修复作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岳麓书院，在修复、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恢复其国学的研究功能。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的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国学与书院共生的独特历史背景。从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所，到本世纪全面恢复合国学研究、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为一体的书院建制，那个像历史上能够承担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岳麓书院又恢复起来了。
我们一直企盼：经过一些时间的努力，岳麓书院应该像它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地位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振兴国学的重镇，从而使得中华文化生态中的国学与书院得到双重的复兴。
三、 两个问题的思考
在这条架通传统与现代的复兴之路上，既历经艰辛，又收获成果，其中有不少值得思考的话题。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总结：一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二是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的互动性问题。
（一）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
有关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可以说，从中国步入近代化的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现在，它都是一个激荡人心而又极具争议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加上腐朽的清朝廷已经失去了包容外来文化的大气和从容，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践踏和遗弃。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用“博物馆化”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现代中国人满足情感需要却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
传统文化在社会近代化中的尴尬遭遇同样体现在古代书院身上。戊戌变法以后，书院制度逐渐被强行废止，并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从历史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但是这一改革过程忽略了书院自身的传统，从而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割裂，而新的“大学”了无本土文化的根源，致使大部分历史上成绩卓著的书院都成了文化遗迹。近代大学的这一弊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毛泽东在1920年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并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胡适则从书院的文化精神的角度阐发了书院的现实意义，他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中论述了书院的三种精神：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并期望用书院“刻苦与自由思索”的精神重振学风。这些观点不仅从理论上对书院的历史价值做了重要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从实践的角度复兴书院的工作。上世纪20年代初，清华大学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研究院其研究精神与古代书院是一脉相通的，它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30年代末，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在四川创建复性书院，50年代初，国学大师钱穆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致力于国学传统的研究与传播。所有这些努力，都显示了书院与国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在复兴岳麓书院的过程中，也在复兴国学的研究与教学。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中华文化现代重建之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前辈们倡建书院的历史经验，做好书院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
首先，我们是在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恢复了其中的传统国学的研究与教学。岳麓书院的御书楼仍是我们的古籍图书馆，古代斋舍是我们的研究室，古人讲学的明伦堂仍是我们给研究生授课的场所；我们还经常在朱熹、张栻“会讲”的地方邀请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作学术论坛。这样，作为历史遗迹、教育博物馆的岳麓书院都被现代学者教授们激活了，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基地，被人们赞誉这是一个“活的博物馆”。而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师生每天在如此厚重历史文化的环境里从事国学研究，沐浴着千年来积淀的学风，自然会受到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体现在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上，那些原来是古代岳麓书院学术传统的内核，均成了岳麓书院的专家教授们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也体现在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教学方法的吸收上。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传而不辍，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教育传统与教学方法，为现代岳麓书院的教书育人提供了理论指导。譬如，书院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如名师主讲、不同学派或学术观点的学者会讲、师生课内课外的问难论辩、注重学生的自学领悟、教师指导学生如何读书等教学方法为书院师生提供了一个灵活宽松的教学环境，对今天岳麓书院教授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造型研究人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今天岳麓书院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同于古代书院的地方。最突出的，首先是今天岳麓书院的教育活动被纳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来，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今天，岳麓书院已经获得了历史学、哲学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岳麓书院在不断整合多学科优势，开展系统的国学研究，探讨中华传统学术的现代重建。
（二） 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互动
现代岳麓书院作为一个“活的文物”，它有别于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旅游景点，也有别于其他普通的教学科研机构，它是古代书院向现代书院转换的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它集文物保护、旅游参观、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项功能于一身，并形成了互动发展的格局，从而促进了古代岳麓书院的现代发展。
首先看文物保护工作。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作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二十多年以来，我们一方面注重书院古建筑遗存的修复、维护工作，使书院成为全国迄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修复最好的古代书院。我们还广泛搜集、整理书院创造的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搜集历代书院遗留下来的碑、匾、古籍、书院生徒课卷、书院往来文书、书院名人手迹等反映书院历史的文物，逐渐成为全国书院文物的研究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卓有成效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书院的旅游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书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书院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研习环境。
其次看旅游参观工作。旅游参观是岳麓书院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经济支持。书院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结合书院历史研究成果，以岳麓书院文化遗址的原状陈列为开放主题，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开发、丰富参观学习的内容，如在深入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设陈列馆以突出岳麓书院的辉煌历史和人才辈出的特点，开设反映现代书院发展的当代岳麓书院展览，建立中国书院博物馆，出版众多书院普及读物等。书院坚持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保持书院那种儒家士人典雅的风格，以恢复书院的历史原貌为本，获得了中外来访者的一致好评，成为寻访中华文化的标志性景点，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参观人次每年不断增加。
其三是教育功能。人才培养是古老书院现代复兴的标志性工作。岳麓书院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恢复办学功能的书院，是国内一处重要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具备了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等高层次创新研究型人才的条件，它将为文物保护、旅游管理及科学研究储备人才。近年来岳麓书院不断举办各种类型的、高层次的学术论坛、文化讲座、国学研习班等，并通过电视、网络向外传播，在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教育功能的恢复也使岳麓书院获得了更大的声誉，故而也促进了书院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功能的发展。
其四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对古老书院学术研究功能的继承。岳麓书院在学术领域里各项指标成绩显著，表明书院在吸取、消化古老学府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同时，具有对现代学术前沿的敏锐性及科研功能的良好驾驭能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会扩大书院的国内外影响，增进人才培养的广度，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
当然，我们的复兴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所谓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始终相信，书院定会在现代化的复兴过程中重新步入历史的辉煌。
（本文是作者在2012年9月8日为韩国第二届“世界青年儒林大会”所作主题演讲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