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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人文教育的任务:道、学、术

    在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学、术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因为在儒家教育传统中,教育家们总是将“传道”、“授学”、“习术”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因此,探讨儒家教育中“道”、“学”、“术”三者各自的特点,尤其是探讨三者的关系,能使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儒家人文教育的特色。

    下面,我们对儒家教育传统中的道、学、术及其相互关系逐一作出分析,以阐述儒家人文教育任务的思想及其特色。

    一、 学

    在中国古代,“学”总是和传授、接受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而强调学而知之,即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他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如果不学习,不能获得相关的知识,就会流于“蔽”。总之,“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获得知识是“学”的根本任务,诚如汉代学者王充所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著,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论衡全译,卷二十六.实知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610.)

    从求知的途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阅读书籍或听人讲学而获得间接的经验和知识;一种是通过社会生活实践而获得直接的经验和知识。儒家思想家、教育家对这两种求知的途径均作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来看第一种求知的途径。儒家思想家总是将读书看作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方式,朱熹说:“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缺这一事道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779.)求学者必须读书,因为书本能够提供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知识和道理。尤其是那些被称为“经”的典籍,更是学者们要毕生阅读学习的,因为这些经典包含天文地理、治国安邦、穷理知命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内容,诚如王通的《文中子中说》所载:“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郑春颖.文中子中说译注,卷九.立命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66.)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以外,另有大量的典籍需要阅读,以学习古今的各种知识,不少思想家均十分强调这一点。如东汉的王充批评一些儒生仅仅学习儒经的局限,他说:“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王充著,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论衡全译,卷十二.谢短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776.)他主张博读各种典籍,以获取各类知识。颜之推说:“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至手文字,忽不经怀。”(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华书局,2007:130.)

    其次来看第二种求知的途径。古代思想家亦十分重视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直接的经验和知识。人们不仅是通过书本、讲学而获得间接的知识,尤通过自己的感觉经验而获得直接的知识。荀子从人的五官说明知识的来源,他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必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荀子·正名.)这种由感官而获得的经验知识,总是由学者在实践中获得,按古代思想家的话来说,即是“行则知之”。所以,他们总是要强调“行”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礼记·中庸》将教学过程规定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笃行”不仅在教学过程中不可没有,而且比起其他四个步骤来更为重要。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强调实践、直接经验在人类求学求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如南宋学者张栻说:“近岁以来,学者失其旨,汲汲求所谓知,而与躬行则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躬识者。”(南轩文集,卷十四.论语解序.)他认为离开躬行,其知就不是真知,而只是一种“臆度”。就是说,一切知识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的,而实践则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样,就将求学与躬行统一起来,正如颜元所说:“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实也。”(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中华书局,1987:689.)上述这些强调躬行实践的教学思想,都包含着学者应从实践中去获取直接的经验和知识的思想。

    从知识的内容来说,教育还承担着传授各门学科知识的任务,但是以传授人文方面的知识为主。对此古代思想家亦作了许多论述。

    汉以后,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经学教育成为各级官学的主要内容。太学的分科教学是根据不同的经典,因每部儒经都有各自的知识内容。这一点,正如汉儒董仲舒所论述的:“君子知在位者之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书,敬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玉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每一门不同经典的教学,即意味着须传授不同的知识。而且,儒家经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律、政治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知识在内。

    经学教学毕竟有很大的局限,经学知识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因此许多思想家、教育家竭力倡导扩展教学内容及知识系统。如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在他主管的学校中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儒家“六经”经义,所学内容皆是与儒经有关的经学知识。“治事”斋又分为治民、讲武、水利、历算等科学的实用知识,并规定“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2:24.。)这样,就可以将大量实用学科纳入教学内容,避免汉唐以来学校教育仅以经学、辞章为教学内容的局限。清代思想家颜元也强调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六经》等经学知识,经学以外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六府”(金、木、水、火、土、谷)、“六德”(德、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应均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因此,他所倡导的教学内容十分广泛,他说:“夫文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采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四书正误,卷三.雍也.中华书局,1987:190.)各种社会知识、政治知识、生产劳动知识和科技知识均被纳入学生应该学习的范围。

    二、 术

    “术”在古代又称“法”,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技能,如“武术”是一种武打方面的技能,“数术”是一种计算或卜筮的技能,“治术”则是一种治国的技能。技能训练是教育所承担的任务之一,儒家思想家、教育家历来都将“习术”作为教育的任务。儒家“习术”的教育大体上可纳入到其“外王之术”的范畴,是儒家人文教育的重要方面。

    技能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一系列外部动作、身体运动的合法则的随意行动方式,现代教育学称之为“操作技能”;另一种则是借助内部语言、以简约形式进行的智力活动方式,现代教育学称之为“智力技能”。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两种技能训练都有好多论述,换句话说,古代“习术”的教学活动,即表现为这两种技能。

    先论“操作技能”。如“六艺之教”中的射术、御术两项教学,即属于这种操作技能的训练。“射术”即是指射箭技术的训练。对于射者,必须掌握五种射箭技能,即“五射”。“五射”的要求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司徒·保氏,郑玄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3.)“白矢”指要求箭贯穿靶子而箭头发白;“参连”即要求后射的箭头正射中前面那支箭的箭尾,使一支支箭能连成一线;“剡注”指射水平箭的训练;“襄尺”要求射箭时肘平,肘上可放一杯水,使臂直如箭;“井仪”要求四箭中靶后呈井状。可见,“六艺”中的习射,是一种高技能的训练。另外所谓“御”,则是一种驾驭战车的技术训练。习御者,也须掌握五种基本技能,称“五御”,它们是“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司徒·保氏,郑玄注:353.)“鸣和鸾”指驾车行进时要让车上的铃铛(即和鸾)铿锵齐鸣;“逐水曲”指驾车经水边弯曲之路时不会坠入水中;“过君表”指驾车经过君位时行礼致敬;“舞交衢”指车行交错之路时能驾车自如,如应舞蹈节拍;“逐禽左”指驾车出猎时要善于用车驱赶禽兽,以协助射猎。由此也可以看到,驾驭战车的技术训练也是很严格的,必须经过刻苦的训练才能掌握这种驾车的操作技能。

    如果说射御之术是一种驾驭外在事物的操作技能的培训,那么,习礼则是一种控制自我动作以合乎社会规范的操作技能训练。习礼必须要培养训练洒扫、应对、进退、饮食、起居、装饰、谈吐等方面规范化行为。如《礼记·内则》规定,小孩自己吃饭时,要“教以右手”;七岁时要求“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时“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等等。因而,习礼是一种约束身体动作的操作性技能。明代学者王阳明说:“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直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王阳明.传习录全译,中.教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77—178.)“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阳明.传习录全译,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176.)可见,习礼是要求学生们以“礼”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动作,而且需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训练。

    再论“智力技能”。古代教学中,也涉及到大量智力技能的训练,如“六艺”中的“数术之教”,即是一种智力技能的训练。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代数术之教的内容主要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实际上包括了运算技能、纪日纪时技能、卜筮技能等,这些均是“智力技能”。就以数学运算技能而言,《周礼·保氏》有“九数”之说,即九种数学运算的技能,它们是: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九种计算技巧。接受“数术之教”的学生,就须接受这些数学运算的训练和练习。

    此外作文练习,也是一种“智力技能”的训练,古代教育家常将作文的技能称为“法”。清代教育家唐彪曾在《家塾教学法》一书中论述了作文的技能,他称之为“文章之法”。他说:“先辈云:文章**有四:一曰章法,二曰服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四法明,而文始有规矩矣。四法之中,章法最重,服法次之,句法、字法又次之。重者固宜极意经营,次者亦宜尽心斟酌也。”家塾教学法,卷七.文章诸法.他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作文的种种技能,诸如描写、衬贴、跌宕、详略、宾主、进退转折推原、照应、顺逆、预伏等。这些作文的技能也需要不断地训练和练习才能正确地掌握。

    又如战术、战法,即指挥作战的技能,也属智力操作方面的训练。武学也是许多儒家学者教学的内容之一,武学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两个方面。军事技能不同于研究战争的本质、作用、治军的原则等方面的军事理论,亦不同于刀法、枪法等“武术”技能,而是具体指导如何指挥作战的军事技能,古人常称之“兵法”、“战法”或“战术”,它属于教学中的“智力技能”的培养。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亦是重要的武学教材,全书13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问篇等。该书为学者提供了攻守、计谋、阵势、作战等各种指挥作战的技能。如它在谈到进攻之术时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孙子兵法,第三.谋攻篇.谈到虚实之术时它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孙子兵法,第六.虚实篇.这些都属于军事作战的技能,是军事教育中必须重点训练的智力技能。有关军事技能的教育,均可纳入到儒学的“外王之术”的范畴。

    三、 道

    在中国古代,“道”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运用得非常广泛的范畴。在儒家学说中,“道”的基本涵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指体现最高目的的价值体系(“人道”);二是指体现绝对必然的根本规律(“天道”)。儒家文化是强调“天人合一”的,这样“道”的涵义也合为一个,即以最高目的与必然规律相统一的形式存在。所以,“求道”成为一切文化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和最终求学目的,亦是儒家人文教育的核心。

    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都相信,任何人只要能够识“道”,得“道”,也就达到了最高求学境界和最终求学的目的。孔子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的学生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周易·系辞传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总之,求学的终极目的是“闻道”,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修道”,一旦得道,也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人格和卓越的宇宙智慧,能够顺应天命流行、参赞浩浩大化。这就是儒家关于“求道”的思想。无疑,对任何受教育者来说,求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求道又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求道不同于学知识,它不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求道也不同于技能训练,它不是一种技能的熟练;求道主要是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实现一种“与天地合其德”的主体性人格,故而必须能动地把握这种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存在。那么,“道”既是一种要经漫长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精神境界,又是一种惟有大智慧才能领悟的宇宙法则。古代思想家们总是从各个侧面讲述“道”的种种特征,以表明那“道”是如何难以认识和实现。《周易·系辞传》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者把“道”归为“形而上者”,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凭五官所能认知的具体存在,它应起一种“极深”、“几微”而“唯神”的存在,正如《系辞传》所描述的:“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由于道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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