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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这节车厢与后面直接被撞的车厢相隔了两节车厢，在这突如其来的撞击下，我由于站在过道里，在不由自主的运动中，肋部碰到旁边的座位靠背，虽然很疼，但应该没有伤及骨头，连轻伤也算不上。由于只随身带了一个很轻便的旅行包，后来下车时也拿上了，可以说毫无损失。
我同几百名相对幸运的旅客一起，在浓浓夜色和风雨雷电中，凝望事故现场惨痛的景象，百感交集中乘上专门运送旅客的大客车，黎明之前被送到了温州。
谢绝了到医院检查等关怀的询问，我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身体和精神都已极度疲倦，什么也不顾，躺下来就进入了梦乡。
中午时分醒来，我顾不上吃饭，就先打电话给梅先生。然而，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不过我并未太在意，他已给了我地址，说好了在那里见面。其实我打这个电话本来都没必要的，他可能也是坐了一天多的车太疲劳了，现在还在休息吧。
下午四点之前，我已赶到了梅先生住的小区，找到了那个地址，这是个两层的联排别墅式住宅，看来梅先生经济条件还不错。
然而，我按了门前的电铃数遍，仍不见回应。朝屋子里张望，也是静悄悄的，像是无人。
直到这时，我仍未把这事和动车事故联系起来。也许，我不是那种遇事就好往最坏处想的人吧，也许，我觉得自己挺幸运，那么和我有关联的人也该和我一样幸运吧。
我呆站在宅前有数分钟，思索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到小区保安那碰碰运气，打听下他们是否知道梅先生回来没有，现在可能会在哪里。
保安没回答我的问题，倒先问起我来了：“你是外地的吧，哪天到的温州？”
“就今天凌晨啊。”
“那你怎么会没听说昨天那个大事故呢？今天一大早，他家太太就接到通知，梅先生那趟车撞上了前边的车，他受了重伤，昨晚就被运到医院了。”
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我呆住了。虽然昨夜我就知道，我这趟车是被后面追上来的车给撞的，但一直也没把它和梅先生乘的车挂上钩。因为梅先生说过，按时刻表，他会比我先到站，我就一直以为他的车是在我的车前边。在我前边的车，怎么反倒追尾撞上我这车呢？
不过，现在还追问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是先找到他，看他的情况怎样吧。我暂时放下从他那打听到噙先生的事，只想先尽点道义上的责任，看望他一下，祈祷他好运。
找到他并不是个很难的事。现在城里的广播电视，动车追尾事故已成为最重大新闻，一直在滚动播报最新消息。伤员被送到哪里救治，都被公布出来，我只跑了两家集中救治的医院，就找到了——更准确点说，知道了他在这个医院救治，但不可能接触上他本人。其实就连他的家属，也只能隔着窗户远远看了他一下。
从他太太那里，我得知他乘坐的车厢从桥上坠落，他的伤势十分严重，现在还未脱离生命危险，而且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活下来，由于颅脑遭受重创，也极可能是个植物人。
真是希望愈大，失望也更大。我不禁仰天长叹：为什么偏在这时出事呢？
在温州这两天里，我强自压抑纷乱的心绪，抽时间整理了下调查材料。这里，只把综合得出的结论说一下。
噙先生最早出现在大陆，就是钟老说的拍摄《红楼梦》与他初遇来寻找女儿的那一年，之后的数年，他的踪迹飘忽不定，在北京曾待过一段时期。他的财产起步似乎是在上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股市的幼年期，他便已经融入其中。但时间不长，从拼凑出的图板看，噙先生很快就走向了实业，仿佛预见到后来股市的崩盘和持久的低迷。他在长三角这一带曾办过数家企业，但他似乎只是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并无意永久性经营，最后无一例外地将之转让于别人。
至于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也有些怪异，接触过他的人都认识到他的水平深不可测，就一个学术问题谈起来，这一行的专家有时领悟起来也感到吃力，而且他的学问跨越多个学科，这个红楼梦虚拟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但细查各权威学术刊物等，他竟无任何论文问世。在我们这个以文凭和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国度，他实在显得太另类了。
更怪异的是，他似乎没有任何亲属，无论远的还是近的，除了他提到的女儿。
对此有件事足可验证：当他逝世后，没有任何亲属来接收甚至争夺遗产，要知道，这种事在当前社会可谓层出不穷。固然，当时看来他是资不抵债，但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点。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已认识到，他的遗产其实价值无限，但也仍然无人前来。
梳理了材料后，我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教授在美国本土的查询了，毕竟他是从那里来的，他的根大概在那里，总会找到些东西吧？
第三天，我不得已选择离开温州，因为梅先生终于没有抢救过来。想通过他问噙先生的事，彻底断了希望。
我乘坐火车回到金陵已是深夜。躺在阔别近二十天的梦楼宿舍床上，我睡得很不安稳，做了好几个噩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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