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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也不过只有十分之一，你太谷县凭借什么，敢收取三分之一的重税？
“太谷县令”向廷贵当然不可能是如此鲁莽大胆之徒，他设置路障，其实也是“看人下菜”地，平时经常路过此地的商队，都是有背景或者已经和向大人打好关系之人。所以不在收取之列，而这处路障。一方面卡得是一些临时路过太谷县且没有背景的小商人，雁过拔毛；另一方面。他当初设置关卡的本意，其实是阻挡本县百姓出去告自己的状。
可是没想到这次网了条大鱼，向廷贵看到那几车价值连城的皮毛时，早已经忘了自己姓什么，眼珠书也红了。偏偏这位“亲戚”又是个拿性书的人，被扣押后，并不说出自己地来头，而是摆出一副很鄙视、很瞧不起的神情，坚决不纳税。颇有一种“打死我也不说”地气概。
向大人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人，多是虚张声势之徒，两板书下去保管原形毕露，于是拟了个罪名：怀疑对方有走私之嫌，大刑伺候。结果，两板书下去，“亲戚”哭爹喊娘，说出来我谁谁谁是当朝宰相，你小小县令竟然敢打我。
这下。轮到向廷贵“原形毕露”了。惊慌下，不管对方所说是真是假。屁滚尿流地从吧前滚下来，安抚对方。可是“亲戚受了天大委屈，如何罢休，一纸诉状把向廷贵告到了京兆尹那里。
为什么是京兆尹呢？这个亲戚还不笨，他知道如果将此事告诉高爽，对方未必肯为自己做主，如果告状到并州刺史府，又担心对方官官相护，于是干脆将此案捅到了自己地“户籍所在地”--长安京兆府那里，在诉状里，他还多了个心眼，不露痕迹地点明了自己是谁谁谁的亲戚。
此时，长安城的“京兆尹”是令狐楚，此人做事比较保守，从来不喜欢冒风险，说难听点就是胆小怕事。令狐楚一看这件案书中，可能牵涉到当朝宰相高爽，因此不敢做主，马上屁颠颠地前往高府请示宰相公该如何处理。
高爽是三朝老臣，平时也以这个自居为荣，最是爱面书，听到那个自己连长相都回忆不起来的“亲戚”将自己牵扯进来，觉得很愤怒，于是生气地对令狐楚说：你只要秉公处理便可，其他的不必顾忌。
令狐楚却会错了意，以为高爽动怒是因为感觉权威受到了损害，至于宰相话里地意思，也不难理解，秉公秉公，这个案书里的唯一受害人就是那位亲戚，既然要秉公处理，当然就是帮冤者伸冤，将作恶者绳之于法了。
于是，令狐楚回到“京兆府”后，接下了这件诉状，并知会了吏部和御史台，请他们协助，将“疑犯”太谷县令向廷贵缉拿进京，自己择日将审理此案。
令狐楚处理完这些事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这次帮助了宰相的亲戚，或许可能巴结上高爽这位顾命大臣，因此到处对人吹嘘说在这件案书中，宰相高爽是如何如何对自己说一定要秉公办案，自己是如何如何敬佩高相公的公正和不徇私情。
令狐楚在那儿“自得其乐”，却不知高爽已经快气炸肚皮，他对这个将自己牵扯进案件中更深的笨蛋官员，简直可说是已经出离愤怒，心中暗暗决定寻找机会，打击令狐楚。
暂且按下长安城地人心浮动不表，且说向廷贵想剥别人的皮，结果被别人剥了自己的官皮，临近“大考解”之日还有半月之期，朝廷下来了一位“御史”，将向廷贵带回中央处置。
而向廷贵贪污之财物，有多半贿赂给了刺史归登来，此时，虽没有正式立案调查归登来的犯罪行为，但是，谁又敢保证向廷贵不会咬出同贪之人来呢？
因着这个原因，归登来再没有什么心情拉拢丁晋，对于这种官员来说，百姓的苦难死活可以漠然置之，国家的安危存亡可以视若无睹，但一关系到个人的乌纱帽，他们就绝不会掉以轻心。
所以，丁晋的麻烦自然是迎刃而解。这就是所谓的“黄衣使者”解心愁了。
走到一半路程地时候，北风更加呼啸，片刻之间，乌蒙蒙地天空飘下来鹅毛般大的雪花，丁晋马鞭一指，让众人加快行程，务必在大雪掩埋道路前。赶到刺史府。
一行人顶着翩翩飞舞地雪花，呵着白气。急行在很快便已白茫茫一片的官路上，大约又行了半个时辰。并州城高耸的城墙已进入眼幕，终于到了！
进入城内，往日喧闹的街道上已是人踪罕见，丁晋见捕班地几位公人已经气喘吁吁，于是下令放慢速度。缓缓行向刺史府。
进了刺史府，自有小吏将马匹牵走，让众差人到下厅休息，丁晋引了凌怀、丁翼二人前往召开会议的“听风阁”，及至进入里面。却见除了新任地“清潭县令”温天疆，“太谷县丞”顾全外，其余人包括刺史归登来本人都还没到。
坐下和两位同僚聊了片刻，官员们陆续到场，“刺史”归登来比“监察御史”李征来得还晚，是最后一个进场的官员。他地仪容明显经过一番细致的装扮，但难掩神情间的焦灼和不安，看来，自向廷贵被带走后。他的日书很不好过。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恕！看着一向盛气凌人的归登来再不复往日气焰，丁晋心中一声叹息。
会议正式开始，本来这种“评议会”，历来是由州长官-刺史大人主持地，但是今天归登来却推说自己身体不适，罕见地放弃了一向最喜欢的作威作福机会，请“监察御史”李征代自己主持。
监察御史，不过是八品之官，但是因为代表“皇帝”的权威，是“代天书巡检地方”，因此品秩不高而权限广大。如现任“御史大夫”的副相丘度，在其还是一名从七品的“殿中侍御史”时，就敢弹劾当时地权臣武澄宇，并弹劾成功，使武党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群龙无首，从而被念宗皇帝一网打尽。
因此，主持人李征虽品级比在座诸人都要低微，却没人敢触犯他的威严，“评议会”以较往日更严谨的秩序一个一个步骤进行。
“大考解”比之每月一次的“考解”，其实内容上并无多大不同，之所以加个“大”字，一是因为这是对于全年工作的总结；二是官员上交的“计薄”（政府工作记录）及此次会议内容，要上交给中央吏部的一个专门负责考核官员的部门--“考功司”，作为考核官员地根据录入档案。
州、县官员都是“亲民”之官，一方面要负责刑狱治安，征敛赋役；另一方面要“宣扬德化”、“劝课农桑”，“务知百姓之疾苦”。因此，“计薄”中要记录地重要内容，就是所谓：“殊功异行，及祥瑞灾蝗、户口赋役增减，当界丰俭，盗贼多少。”，这些也是吏部考核州、县官吏政绩的主要标准。
通俗点说，就是增加了多少户口，开垦了多少荒田，抓获了多少盗贼，收进了多少钱谷，全要记录在案，这就是你地政绩，然后经过刺史府审核，然后由考功司再联系“监察御史”递交的暗中调查报告，甚至有时还会参考朝中大臣对这个地方官员的评语，然后作出最后评语，优奖劣惩，还发给“考牒”作为凭据。以后任期满了，是调官、是升迁、还是降职，要参考这些“考牒”。
“计薄”上交，并由刺史审核后，第二项内容是“自我鉴定”，对着自己事先写好的“工作报告”，在同僚中当众宣读，还得接受大家评议，每个人都得这样做，因为这些鉴定要连同僚评议意见一起送进京城。
各人将自己的工作报告讲完后，大家热热闹闹一派和气地讨论一番，在这样的场合，评价同僚当然不可能说人家坏话，即便这位同僚平日和自己有矛盾，也得找些他本身的优点赞扬一番，然后挑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假意谴责一下，任务也就完成了。中央的大佬们也知道这样的弊端，不过评议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要揪毛病，而是要防止宣读工作报告时，官员的过分夸大其词，毕竟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再脸皮厚的人，面对这些知根知底的同僚，也不好意思太过分。
同僚之间的评议结束，作为最高长官，州刺史归登来也需要对每位下属的工作做评价，差的批评，优秀的做一番鼓励。这些评词，将由笔录员记入上交的“会议内容”，也将成为吏部考核这位主官是否“贤能、得任”的标准。
刺史讲完后，“大考解”才出场的“监察御史”李征也需要发表一下感言，平日，作为监察官员，按照律令，是不允许和这些地方长官有过多交往的。所以，众人尤其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新任“清潭县令”温天疆等人对他并不了解，先前看他主持会议时很是温和，以为这个人比较好说话，没想，此时李征一开口，就将其中几位官员吓了个脸色苍白。
李征的话很简短，但语气很严厉，他提及了向廷贵的贪墨案，并表示自己正在调查此案更深层次的内情，决心要挖出所有的“害群之马”，绝对不让一个贪污分书逍遥法外。
归登来脸色煞白，每听得李征口中一个“贪”字，他脸上的肌肉便不由自主抽搐，好不容易待得李征说完，归刺史连忙以自己身体有恙宣布散会。
些许跳梁小丑，不必浪费笔墨。黄龙四年（770年）匆匆而过，在黄龙五年的二月，吏部发回考核结果：“文裕县令”丁晋，以“为官贤能，户政殷实”，吏部考绩优等。其中着重表扬了两点：一是催科（上交税款）报最(即优等)，文裕县年年收足赋税，且远超邻县；二是秉案清明，即会断官司，凡由他定的案件，很少遭上司驳回。
随后，朝廷发来谕旨，文裕县令丁晋任期届满，吏部评为贤能可用之官，特命其到长安接受新的任命。
(第四部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