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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又知道那不是办法，就回来复读，准备再考。这一次，他审慎地填写了“中山大学”，结果如愿以偿。
大学毕业时，他已经26岁，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分配到广州生物化学研究所。全家只有一间住房，狭窄而简陋，惟一的财富，一台收音机，上海牌的，当时的时髦货，竟然都没地方放。
1963年，意外的事情降临了，而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
哥哥1945年跟叔叔去泰国闯荡天下，与他分开18年了，现在突然来信，要他设法由香港转道泰国，去与叔叔争执父亲在泰国留下来的财产。
在1960年，因私出国是件麻烦事。他在香港逗留了三个月，才拿到护照和签证。到了泰国，事情一个星期就搞定了。一个是亲叔叔，一个是亲哥哥，他不知道劝谁，只好说自己一分不要。叔叔知道他很穷，听到这话，大感意外，连声说“好侄子、好侄子”；气得哥哥把他大骂一顿。
他便留下来帮哥哥做事，往返于泰国、香港之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领带行业。1966年，妻子带着孩子来到泰国，一家人终于团聚。一家四口，要吃饭，要穿衣，生活就成了问题。他决心帮哥哥更好地打点生意，多多赚钱。
一年后，他不得不离开哥哥。中间有苦衷，有是非，分辨它已无意义。曾宪梓是两手空空离开的，觉得愧对妻儿，不仅不能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连寄人篱下的日子也过不了了。苦闷中，他想：“跟哥哥嫂嫂分开也不见得是坏事。……干脆不要跟任何人打工，自己来做，就做领带，从采购到销售，什么都会，怕什么?只要能糊口，再苦也不怕。”
但他还得去找哥哥，因为他一无所有，又不懂泰国话，几乎难以自己做。“那我给你多少薪水呢?”听了弟弟的要求，哥哥问道。“哥哥，你看着给吧。你看我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哥哥考虑了片刻，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做的好。你跟嫂嫂合不来，你来做，大家都不开心。”曾宪梓无可奈何到了极处，问：“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家里要吃饭啊。过一段时间还你。”哥哥看了看老婆，狠狠心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帮不了你。”
满是凄凉。满是无奈。他当掉手表和相机，解决了家里的吃饭问题。再去跟客家人借了一台缝纫机，自己动手做一切，开始了独立的领带生涯。那段日子，他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除了吃饱饭，他什么也不想。
气候湿热，又不懂泰国话，思考再三，他决定回香港去。叔叔几次提出要帮他，他都拒绝了。回到香港后，叔叔汇过来一万港元，说是给他安家用的，不能亏着老婆孩子。这回他收下了，4000元安家，剩下的6000元，他准备用来创业。
那个时期，香港本地领带出自家庭手工作坊，两元一条，地摊货，进不了商场。他了解了市场行情，觉得“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就开始行动，生产他从泰国带过来的金狮牌领带。
他对生意的要求是根据吃饭来计算的。一家人所有的开支，每天是50元，卖一打领带能赚10元，每天必须卖掉五打、60条领带，才能回家。那些日子，他的生存哲学就是：“卖不完五打领带，誓不回家!”
他晚上和上午在家制作领带，午饭后出门推销。全部是手提肩扛，赶公交车，其中的甘苦，自不必说。半年下来，他卖出了整整1万条领带。那是1968年，他34岁。叔叔给他寄了几次钱，算是解决了资金问题。
尽管如此，一年下来，除了维持生活，手头仍然没有余钱。他不甘心，四处寻找出路。
那时，香港的高档领带是洋货天下，本地产的上不了档次。他想开创：本地化高档领带路子。经过一年努力，他把本地产领带成功地打人高档商场，开始了“金利来”时期，创业结束，进入成长期。本书重在“他们是如何开始的”，发展期就略过不提。
有一件事，有必要阱一讲。他曾背着大包领带去商场推销，正好老板在给顾客介绍产品。他瞅准空挡，把样品递了过去，老板大为恼火，立刻把他轰了出去。事后他才明白，自己是供货商，不能当着顾客的面跟商店谈生意。为此，他专门去找老板道歉。一次，两次，三次，精诚所至，最后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