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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不知道王莽到底脑子里进了多少水，这样为了改名而改名又有什么意义。
严就是严尤，他不久跟刘秀也有大仗要打。
刘秀深知叔叔的为人，叔叔绝不会贸然行事，置大家于死地。
他完全相信叔叔是说着玩儿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安排人尾随刘良观察动静。
那人悄悄跟着刘良，见他回家后虽然生气，还是像以往那样，坐在饭桌前吃饭。
刘良似乎知道有人来观察自己，边吃边故意大声喊道：
“我非去官府告发你们！”
刘秀听到报告，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叔叔去告发。
他虽然知道叔叔的为人为事，但造反毕竟不是小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觉得自己必须直接跟叔叔把话说死。
第二天一大早，刘秀来到刘良的住处，见叔叔仍然在生气，开玩笑地问他：
“您准备什么时候到严将军那儿去告发我们？”
刘良沉吟了一下，很害怕、又认真地说：
“我不过吓唬你们罢了，你们何苦非要造反呢？！”
（“我为诈汝耳，当复何苦乎？”）
刘秀一听，放下心来，觉得必须先把叔叔的思想工作做好。造反，自然有很多的理由。
一见刘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镇定自若的态度，刘良很无奈，不得不同意跟着起义。
我们要说明的是，举兵起义不同于赶庙会，也不同于今天从农村进城看热闹，不仅风险极大，而且过程极为辛苦。
当自己的侄儿坚决要举兵时，刘良的为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己老了，如果跟着起义，不知将来魂归何处；而要是不跟着侄儿干，有可能立即被官府抓去杀了。
刘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带领妻子儿女跟着舂陵军走。
当年11月，小长安之战，刘秀、刘縯的舂陵军与南阳郡的军政首脑甄阜、梁丘赐交手。
舂陵军大败，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死于乱军中。这对于年迈体衰的刘良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
当时的情形十分窘迫，舂陵军的物资十分紧缺，甄阜、梁丘赐又追杀不舍，刘良只好骑着牛，一边哭着一边跟着大家逃命。
对于刘良，我们不能要求过高，因为他是个普通人。
就象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普通人都能象刘縯那样气吞山河，象刘秀那样君临天下，我们对刘良也没有理由苛责。
他为人为官都很平凡，也很尽责。
他已经退职在家休息了，希望安度晚年，希望孩子和家庭平平安安，这在任何时期，都是老年人的权利。
只是，这个世道太混蛋，侄儿们又确实太优秀，怎么办呢？跟着走吧。
其实，在舂陵军起事之初，即使刘秀的至亲中，不理解、不支持的也不仅仅是刘良个别人。
比如邓晨，他始终是刘秀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舂陵军起事最早的响应者，而他的亲友则不然。
刘縯、刘秀在舂陵树旗，他在家乡新野聚众呼应。
当舂陵军攻占棘阳（今河南新野境内），他立即带领亲朋好友投奔刘縯、刘秀。
不久，舂陵军在小长安落败、退守棘阳，新野县长就开始报复邓家，追杀邓家亲友，拆毁、焚烧邓家的祖屋、祖坟。
这样，邓晨的亲友就开始埋怨他：
“咱自己本来家境富足，不愁吃穿，你偏偏要跟着老婆的娘家人往火坑里跳！”
（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
当然，邓晨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我们再回到眼前。舂陵军队伍还没有开拔，即陷入孤立无援、人心涣散的境地，刘縯、刘秀兄弟显然不能坐视。
刘秀清醒地认识到，造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聊天开玩笑，在这样大战临头的危机时刻，带领这样一支人心不稳、人数也有限的队伍，又没有外援，是极其危险的。
情形十分危急，官府的军队随时可以杀来。
旗帜已树，当务之急是凝聚人心。
他当即决定出一险招。
刘秀敏锐地觉察到，反莽复汉已是人心所向，目前人心恐慌，除了受宛城李通家灭门之祸的影响，还与大哥刘縯本人有关。
与大多数人比起来，刘縯不仅优秀，而且还很杰出。
刘縯为人豪爽、轻财好义、爱憎分明，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也有一缺点，他性情刚烈、好冲动。
这个缺点平时不太容易引人注意，但关键时候则可能是致命的。
更可怕的是，刘縯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缺点，而别人提出来时他还不愿承认。
跟着一个很能干、但好冲动的人去砍人，乡亲们这时对起义的前景实在拿不准。
刘秀觉得事到如今，这个凝聚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自己直接来做了。
一天，刘秀着一身戎装，身穿红色的将军战袍（绛衣），头戴武士使用的头盔（大冠），有意在人群面前走来走去，作出随时准备跟谁干一架的样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立竿见影。
大家见刘秀这般打扮，既大吃一惊，又很快安下心来，相互嘀咕道：
“连文叔这样平时谨慎稳重、文雅厚道的人也起来造反了，我们怕什么！”
（谨厚者亦复为之）
这个时候的刘秀27岁，已经到了可以托付事情的年龄。
在大家心目中，他人品好、学历高、有本事，他虑事周密、办事稳当，很值得信任。
是啊，连温文尔雅的文叔都卷起了袖子，我们还怕什么？！
刘秀的高调入局增强了大家的信心，舂陵子弟们很快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