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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抗争，而民众的这种冤抑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后果则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情况，连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孙纲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情形是，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一听到和教会有关的案子就“哆嗦”，他们也深知目前处理这种问题的“危险『性』”，一个不小心就得丢官罢职，还得冒着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危险，而目前，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孙纲就是要借着这种形势，和那些保守派文人们开一个“灰『色』”的大玩笑。
在他的“授意”下，北洋军情处“驻京办”立刻开始了秘密活动。
不久，一个叫安维俊的御史上奏朝廷，说“现各地民教相仇，势同水火，而朝廷处置失当，地方官畏于外人之势，抑民过甚，民怨不得申，因而私相报复，舆情鼎沸，每有杀教民毁教堂之举，遂遗他国以口实，”若不设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恐成燎原之势”，他建议“仿理藩院旧制”，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这类问题，“使彼传教士及教民知我圣人之教诲，我亦明彼耶稣之言行，”这样不但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朝廷重视西方宗教的态度，让外国人挑不出刺来，他还指出，“我中土向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况西洋教自唐时至今百数十年存于中土，多此一教，免遗他国口实，未尝不可”又说，“闻彼尊崇之耶稣生于阿剌伯之耶路撒冷城，该地属东方亚细亚洲之范畴，耶稣即生于东方，而西人尊之为圣，而我之至圣先师孔子生于曲阜，为万世师表，世之圣人皆出东方，岂非天意乎？”言下之意，是说不如中国干脆来他个“四教合一”，这样就不会产生什么“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了，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教相仇”的问题了。
这篇文章也不知是不是这位御史安大人自己写的，反正孙纲看明白了他那个“四教合一”的意思，人就已经在桌子底下了。
笑归笑，仔细想想，这位安御史提出的这个办法还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这帮言官清流其实也不全都是笨蛋。
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是他这个“四教合一”的提议立刻惹翻了一条街的同读“圣贤书”的同行，事涉“圣人”脸面，岂不『摸』了老虎屁股，骂他的奏折顿时如同雪片般地飞往都察院，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光绪皇帝都有些蒙了。
顽固派们是这么说的，西方教会“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此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又说“以耶稣比之孔圣，狂悖之至”，还说“天主教男女杂处，不顾礼教之大防，是导天下以滥交矣”（“滥交”这个词用的可真够有意思的！也许是孙纲“思想复杂”，自己先想歪了。）
孙纲这时候其实是很同情这位御史大人的，这位御史大人只是想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没想到掉进了“雷区”，孙纲知道这是他对军情处的那句“找几个过不去年的御史，最好硬气一点的上奏”的“指示”起了“副作用”，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朝野的“意识形态大讨论”。
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安大御史一贯以敢于直言闻名，甲午开战之初就曾激烈上奏指责李鸿章处置失当，甚至连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总管李莲英都敢骂，是个有名的倔骨头，这时面对“千夫所指”，他没有象中堂大人那样“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而是拿起了犀利的笔，来了个“我自岿然不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面对众多的指责，他猛烈地进行了反击，说“孔孟曰仁，耶稣讲爱，仁爱本为一体，不分东西，全球皆然”（有些上升到理论高度了，晕），“无爱何所谓仁？无仁何以谈爱？我天朝有三纲五常，泰西诸国独无君臣父子夫妻耶？中学西学，本有相通之处，子曰：学而时习之，我孔圣遂有周游列国之行，又曾问学于老子，今不过为解民教之争，略窥西教之学，便喧议纷纷，引为大耻，岂是孔圣劝学之意？”
孙纲这时候真的有些佩服这位安大御史的风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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