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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因此，白居易绝没有意识到，他这次草率的上疏，犯了两个错误。其中一个错误，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而另一个错误，则让人抓住了把柄。
白居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上疏的时机不对。武元衡遇刺前，正在策划讨伐那些不听王命的藩镇，因而当时几个实力最为强大的节度使：成德的王承宗、青州的李师道以及淮西的吴元济，都有作案的嫌疑。淮西战役已经打响，宰相们当然希望幕后的黑手就是吴元济，反正战争已经开始，对于长安来说，只是多了一个讨伐淮西的理由而已，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偏偏事与愿违，种种迹象表明，幕后黑手可能正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人，成德的王承宗。因为，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前几天，武元衡曾经与王承宗的使者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至于王承宗数次上表攻击谩骂武元衡，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王承宗也顺理成章的成为最大的嫌疑人。经过紧急磋商，宰相们一致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集中兵力，解决掉淮西的吴元济，在这关键时刻，不宜横生枝节，挑起新的战事，因此，绝不能过早的与成德的王承宗撕破脸皮。他们不急于追捕凶手，有意放缓案件侦破的步伐，给凶手逃脱制造机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一旦凶手被捕，又供出了幕后主使，而这个幕后主使，真的就是王承宗，那么长安将陷入两难境地。不讨伐王承宗，舆论上过不去；讨伐王承宗，长安又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时和两大藩镇开战。就在这时，白居易的奏疏不合时宜的递了上来，宰相们那个气啊，这个愣头青，捂都捂不过来，还被他一下子捅了出来，这还了得，一定要将这股歪风邪气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办他，一定要办他。
当然，要办白居易，还需要一个借口。宰相们当然不会愚蠢到说他上疏内容有什么不妥，因此这个借口本来应该是很费脑筋的问题。但事实上，宰相们根本就没费什么劲，就轻易抓住了白居易的小辫子，因为白居易犯的第二个错误，友情赠送了他们一个借口，一个很好的借口，那就是，白居易的上疏不符合程序，属于“越位”。因为，上疏言事，首先应当是谏官的权力和义务，而白居易作为东宫属官，抢在谏官前面上疏，属于越级言事，有僭越职权之嫌。至此，白居易被贬官，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如果白居易与宰相们的关系比较好，还可以从轻发落，甚至不了了之，可惜，当时的四位宰相，白居易之前得罪了两个，而这一次冒冒失失的上疏，更是得罪了一个遍。
大唐帝国的宰相，一般都有五位，当时，除了遇刺身亡的武元衡，剩下的四位分别是张弘靖、韦贯之、韩弘和王锷。其中，张弘靖是杜佑的学生，白居易曾经写文章骂过杜佑，张弘靖当然不喜欢这个对其恩师指手画脚的家伙。不止如此，张弘靖与成德的王承宗关系也非同一般，因而极力反对讨伐王承宗，白居易的上疏等于给他上眼药，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吧，白居易，这次，你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要你好看。
但最恨白居易的还不是张弘靖，而是王锷。因为白居易曾经上疏，反对王锷拜相，正是因为白居易的阻挠，王锷拜相整整晚了六年，而且王锷和韩弘都是节度使兼任宰相，与那个极力主张武力削藩的武元衡本来就很不对付，这次，武元衡遇刺，他们只会幸灾乐祸，躲到墙角弹冠相庆还来不及，给武元衡报仇，笑话！惟一与白居易有点交情的是韦贯之，但他也主张应集中兵力讨伐吴元济，对于王承宗，应该以安抚为主。而且，白居易这次得以起复，本来是韦贯之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他竟然事先不和自己通通气，就冒冒失失的上疏，跟自己唱起了对台戏，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如此不知眉眼高低，韦贯之自然不肯再次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没有落井下石，趁机踩他一脚，已足见其君子风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