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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同一年的科举考试，又偶然在同一年成为进士，如此而已。之前，他们互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会有所偏爱？我举荐许季同，只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品行，又哪里想到他是自己的同年？古人举贤不避亲，我又怎能因为他是我的同年，就任其埋没，而不闻不问呢？”
李绛的话决定了元义方的结局，心存侥幸的他接到了李纯勒令其立即离开长安的命令。元义方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相信，此时，他一定很失望，心情一定很沮丧。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绝望。因为，虽然，他没有能够留在京城，也没有扳倒李绛，但他的话，还是悄悄的影响了李纯，他已经在这位年轻天子的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至少有一点，他没有猜错，那就是自古以来的皇帝，的确都很讨厌大臣结党，李纯似乎也不例外。当李绛结党的传言一次又一次的灌入李纯的耳内，这位年轻的天子一定会想起元义方曾经说过的话，怀疑，对李绛的怀疑，对满朝公卿的怀疑，在李纯的内心，一点一点的滋生和蔓延。
一年之后的元和八年，党争的传言愈演愈烈，李纯的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他就已经从长安上空的漫天雨雪中嗅到了越来越浓烈的党争的味道，就好像山雨欲来时的满楼西风。
李纯明白，朋党是一种毒，一种无可救药的毒，它慢慢侵蚀着大臣们的心，使他们越来越纠缠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逐渐看淡甚至忘记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因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将其抑制在萌芽状态，但是传说中的两个党争主角，李吉甫和李绛，都是他最信任和最倚重的人，武力削藩的大业需要李吉甫来主持，而其睚眦必报的作风也需要李绛来牵制。现在，他暂时还不想罢免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但却需要给他们一些警告。斟酌再三，李纯决定敲山震虎，他召来了所有宰相，追问他们对于朋党的看法。心胸坦荡的李绛告诉他，朋党虽然说起来可恶，却没有踪迹可寻，那些奸佞小人正是抓住了朋党只可意会，却无法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将其作为诋毁君子的工具。比如东汉末年，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阉党一定会将他们说成党人，从而兴起了党锢之祸，导致亡国无日。因此，所谓党争，都是那些奸佞小人用来诬告正人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能明察秋毫，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君子结交的自然是君子，难道一定要他们与小人结交，才可以称作非党吗？
李纯关于朋党问题的追问，李绛的两次回答，从逻辑上讲，可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惜，逻辑终究只是逻辑，无论它多么完美，多么无懈可击。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它却总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李绛说同年不过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偶然聚集在一起，不会相互偏袒；而事实上，同年结党的例子，写满了整个中国历史，即使在流光溢彩的元和时代，唯一一个有真凭实据、童叟无欺的朋党，也恰恰是由三个同年组成的所谓贞元七年进士党。李绛否认朋党存在的话语言犹在耳，党争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从此，朋党之争，贯穿了整个晚唐史。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党，其中的人员构成也十分复杂，既有君子与君子的组合，也有小人与小人的组合，还有君子与小人的组合，而更多的朋党成员，既不是什么君子，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小人。一部千疮百孔的晚唐史，证明了逻辑的完美远远比不上现实的残酷。
李纯越来越焦虑，他的追问也越来越频繁，不堪重负的李绛选择了放弃。他以足疾为由，多次上书李纯，请求辞去相位。元和九年，李绛罢相，李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李绛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翩然入京，重任左神策中尉的要职。当年，李纯决定起用李绛的时候，为了让其不受羁绊，将自己最宠信的吐突承璀赶出了长安，如今，李绛刚刚罢相，吐突承璀就风风火火的回到了帝京，继续他耀武扬威的生活。
接替李绛的人是武元衡，李纯想用他来代替李绛，牵制李吉甫。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位元和时代争议最大的宰相，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留下一段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元和九年十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李绛罢相，李吉甫去世，传说中的党争主角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有关党争的传言似乎也应该随风而去了吧。不，恰恰相反，真正的党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