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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唐昱看来，或者说在2ooo年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只能说是国内经济展政治改革的某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而不能说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搞分税制？对此社会上和经济学界早已有许多的讨论。
简而言之，财政体制如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除了分税制之外，别无它途。
不过，唐昱也还记得，在2ooo后，过于分税制争论的言论也逐渐的出现在报纸和论坛上边，大量的专业人士都表过评论，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唐昱记得，当年他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份报表性质的东西显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显示，2oo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o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oo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o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o%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ooo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o%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这显然就是分税制造成的弊端，而当时面对县乡财政困难也产生了两种意见，其中的一种意见认为，分税制只适于中央和省级之间，省以下不宜搞分税制，主张区分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后者不搞分税制。
事实上，唐昱对于分税制真正诟病的不在此处，而是诟病由分税制衍生出来的“跑步前进”“跑部钱进”这么个词儿。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一份数据显示，国内每年过2oo亿元的**资金用来“跑步钱进”，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免不了让人触目惊心，而那所谓的跑部钱进，就是分税制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一本叫做《了望》的杂志就指出过，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oo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唐昱的脑子里边有这样一组数据，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不到两百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过五百家市级和过五千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过1万家。
显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了所谓的跑部钱进才出现得。
唐昱倒是还记得前世有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儿，网上有一部当红小说叫做《驻京办主任》的书出了名，里边描述了大量驻京办的事情，最后大量的市县两级驻京办在北京撤销。
分税制的第二个为唐昱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上边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o%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可以这么说，唐昱前世的时候的房价只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这才是唐昱最为诟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