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23 陪审员们开会。他们争论玛丝洛娃的犯罪问题。陪审员们的答案。他们回到法庭。法官退庭讨论判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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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是她放的,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
“鸦片也能致人死命的,”上校。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乘机讲到他的内弟媳妇有一次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她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自信,那么威严,谁也不敢打断他的话。只有店员看到上校喜欢离题发挥,受了他的影响,决定打断他,好讲讲他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习惯了,”他讲了起来,“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他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多了,”一个陪审员。
“那么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看到自己取得胜利,很得意,就表示同意。
“但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成员一人坚持:“不,她没有罪。”
“这样岂不是,”首席陪审员解释,“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她也就没有罪了。”
“就这么办吧,再加上要求从宽发落,那就尽善尽美了,”
商人兴高采烈地。
大家争论得头昏脑胀,都很疲劳,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也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庭上。
拉伯雷1写过一个法学家,他在办案时引证各种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最后却建议法官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1拉伯雷(1490-155)——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以讽刺见长,著有长篇《巨人传》。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决定而不是通过那个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而是因为第一,会议主持者的总结虽然做得那么长,却偏偏漏掉平日讲惯的那句话:“是的,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第二,上校讲他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太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并非蓄意杀人”这个保留条款,他还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个保留条款就足以撤销公诉;第四,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感到疲劳,都想快脱身,因此就一致同意那个可以早一结束的决定。
陪审员摇了摇铃。掮着出鞘军刀的宪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闪到一旁。法官纷纷就位。陪审员一个跟着一个出来。
首席陪审员郑重其事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惊讶,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无缘无故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这样她就要被判服苦役,可她又没有罪。”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
“她就是没有罪。依我看,这种情形可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如发现裁决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计算着,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
“什么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呢?我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掉换一只脚站着,咳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法庭上的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
三个被告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显然并不了解这答案的利害关系。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判处那几个被告什么刑罚。
这样处理玛丝洛娃使副检察官感到意外的成功。他心里十分高兴,并把这成功归因于他出色的口才。他查了查法典,站起来: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审理暂停,法官商议判决,”庭长一边,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哦,老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太丢人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讲话。“我们这是把她送去服苦役呀!”
“您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不拘礼节的态度。
“可不是,”他。“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官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我们不就是这样裁定的吗?”首席陪审员。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争议,既然她没有偷钱,她当然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白。“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当时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您怎么也会没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
“哼,您没有想到!”
“这事还可以补救,”聂赫留朵夫。
“唉,不行,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瞧了瞧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活动。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就他来,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如今呢,服苦役,去西伯利亚,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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