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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是宗法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封建王朝。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封建王朝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封建王朝的。皇权尽管在封建王朝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综上所诉，只要有皇帝就会有宦官，只要有宦官就算有一两个好皇帝，最终宦官也会干政，加速王朝的腐败和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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