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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我虽为官九年，可所做不是翰詹词臣，就是治学的学官，从未担任治民之任，夫人觉得皇上要怎么想，才能直接让我在外出任巡抚啊？”
“那你去和皇上说啊，就说你不想在京城做官，从来都是担心京官招致权势，你自请外任，皇上还能不依你么？你说你之前未做过治民之官，那你再想想，难道所有的巡抚，都是从知府知县做上来的吗？京官半路改任的也不少吧？他们都做得到，夫子你这般才学，还担心什么？再说了，那些从知府知县做起的巡抚，想来不过是经验丰富些，当年殿试成绩，我看还不如你呢。他们有经验，但你学得快啊？这样想来，你做这巡抚，定是没问题的。”孔璐华道。
阮元转念想想，妻子的话倒是也有道理，巡抚身在外任，不易在朝中产生过大势力，而且如果是浙江巡抚，虽然可以在省中主管一省之事，但内有杭州将军，外有闽浙总督，非分之举定是做不出来的。这样即便自己来做浙江巡抚，嘉庆也不会有任何顾忌。但话说回来，自己目前仍然只是学政，多半也不会直接改任同省巡抚，这时就想改任之后的事，实在太遥远了。想到这里也不禁笑道：“夫人所言，似乎也有些道理，只是我这一任学政，眼看着还有些时候呢，现在就考虑以后的事，倒是有些不安分了。倒不如还是先把学政任上的事做好，日后若有变动，再行思量吧。”
孔璐华忽道：“夫子，你说起学政之事，我想起来了，上个月士子学舍那边有人过来找我，说你那两部书都编定完了，想借家中的嫏嬛仙馆做刻板之用，我答应他们了，这件事你不会在意吧？”
“既然是刊刻，那自然不成问题了。”阮元随口答道。忽然，他也想起之前年初时，曾经和孔璐华讨论起家中书房的起名问题，孔璐华在孔府的书房自称“唐宋旧经楼”，这时也想给阮元的书房起名。阮元挑了几个，都不满意，那时孔璐华便道：“既然如此，这书房的名字我替你取了，就叫嫏嬛仙馆，你看怎么样？”
当时阮元想着名字虽好，可终究有些秀气，给孔璐华做书房名字倒是不错，给自己用似乎有些过于女式，一时只点了点头，却没同意，不想孔璐华竟已用上了这个名字。这时听孔璐华偶然提起，也不禁有些莞尔，可想着妻子毕竟为清正家门立了一功，总也要有些回报才是，便即笑道：“嗯，既然夫人在外面赶走了那样一个难缠之人，我也该有些回报才是。日后我这书房，就依了你心意，就叫嫏嬛仙馆，夫人满意了吧？”
“夫人满意什么？这是你之前答应我的，今天就拿这个搪塞我么？”
“夫人，我记得我当日只是点了点头，也没明说要答应你啊？”
“点头怎么不是答应？你现在怎么也会耍无赖了？今天这事还没完呢，你得重新想个回报之法出来！”
……
就这样，阮家也渐渐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一个月后，阮元的诗集刊刻之事，终于大功告成，一部《淮海英灵集》，一部《两浙輶轩录》均已刻印完毕。这《淮海英灵集》包揽顺康雍乾四代淮扬诗作，共二十二卷，闺秀、方外之作亦多叙录。而《两浙輶轩录》则囊括四代浙江诗作，共涉及三千余人，近万首诗作。阮元编定诗集的同时，也收录了不少扬州诗人逸事，自作《广陵诗事》一书，同诗文相与补正。
八月上巳之日，阮元也同在杭学生、文士一道，在西湖之畔举行修禊之礼，一边曲水流觞，一边讲论诗道。阮元也取了两部诗集前来，向文人士子展示三年编修的成果，一时之间，各路儒生雅士也纷纷赞许，称阮元振兴文教，实有大功于江浙士林。
这日一同到场的贵客，还有一位是杭嘉湖道的道员，名叫秦瀛，字小岘，虽是勤于治民之人，却也颇好诗文，与阮元多相唱和。这时眼看水中酒杯顺流而动，到了自己面前已是越漂越慢，也索性将酒杯取了出来，一饮而尽。笑道：“伯元，你这在浙江三年，成此修书之业，倒是愚兄再难企及了。不过我也有些好奇，想来在座各位，也都有这个疑问。那我这一杯酒，也算是尽礼了，还望伯元能够赐教。伯元，你究竟是为了何故，竟要编纂这两部诗集，这诗集编成了，日后又有何用益啊？”
阮元也自饮了一杯，道：“小岘兄，这也是我今日本应告知各位之事，想来各位今日齐聚于此，也都会有这个疑问，那我也试着解答一二。我在山东之时，渐涉金石之道，方知金石古器，对于经史研读，多有裨益，许多读经读史晦涩不通之处，若是得有实际器物、墓志碑铭加以佐证，便极易贯通。诗文也是一样，杜工部诗人称‘诗史’，即是因其诗作详实，可补乙部不足，另外，若诗做到好处，后世之人，亦可参详借鉴，知作诗并非仅为应举卒业之用，亦不可唯求华美，溺于炫技之道，须当心怀天下，据实以录今日之事，方能有裨益与后人。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若是后人欲观国朝诗作，见国朝气象，却发现诗文大多无考，那后人还不得认为，国朝并无可称道之事，乃是文风凋零之期吗？”
说着，看看自己身边的一册《淮海英灵集》，又道：“此外，我编定此书之际，也曾多番寻访淮扬耆宿，方知这些年来，淮扬自订诗集的贤达名士，竟是日渐变少了。这诗作向来有个特点，散者难聚，聚者易传，若是各人诗作散落一方，过得些年月，多半就散佚了。可若是将各人诗作，聚于一书，那只要这部书流传下来，我国朝淮扬贤达，便自然可成不朽之名，两浙亦然。做成诗文是难事，编定诗集，更是不易，若我等不能尽心于此，还有几人愿做这刊修之事啊，赚不得许多钱，所成也是作诗人之名，而非自己之名。所以话说回来，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也想着把这修书之事办了。人生一世，不能只为衣食财物着想，也该想着留些有用之物，传之于千秋万世才是啊。”
其实阮元所言淮扬文士不愿编刻诗集，也不全是刊刻不易之故，乾隆后期，多有诗文之禁，阮元年少之时，即有徐述夔《一柱楼诗》之案，牵连甚多，谢启昆当时在做扬州知府，也被扣了个查办不力的罪名一时免职。是以文人不愿编刻诗集，也有畏祸之心。阮元少年时潜心读书，对此了解不多，反而对诗文编刻并无过度恐惧，后来一方面深受乾隆知遇之恩，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前辈交流，对此也渐有耳闻，是以此次修书，也有匡正时弊，为乾隆弥补过失之意。
秦瀛为官多年，自然也知道阮元心意，没有多问，又道：“伯元，这《两浙輶轩录》我也看了一些，我得承认，这百余年两浙精华之作，当是尽数包揽于其中了。但我也有一事不明，这其中我看着也有不少诗作，读来实属平平之作，最多也就是一段诗句，又或一处用词，偶有可称罢了。却不知伯元竟是为何，要将这许多平平之作也尽数收录其间，总不会只是为了凑数吧？”
阮元道：“小岘兄，这《两浙輶轩录》所涉诗句，我也都是一一校阅过的，小岘兄所言不错，其中确有不少诗作，若通篇而论，仅属中作，但具体而言，或一阕，或一语，总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将来若是能得人引用，后人或许便可点石成金，另出佳作。是以我也想着，与其失之于严，不如失之于宽，宁滥勿缺，方能将国朝诗文，尽可能多的留存于后世啊。”
说到这里，阮元也对其他学生文人道：“各位，我等均是作诗习文之人，当知作诗不易，编刻成集又是不易，能使诗文流传千古，更是难上加难，千百年来，不知多少诗作，其才学文采远胜我等所作，可仅因刊刻不易，流传不广，就渐渐散佚了。我看《全唐诗》的时候，也知道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知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能有如此佳作之人，难道便没有其他名作了吗？我想并非如此，可眼下《全唐诗》中，他二人所作不过数篇，可谓仅存之作了。至于唐人之前，多少古人《儒林》、《文苑》有传，可如今诗文经义，全不可考，文章散佚之苦，可想而知。今日我等既已知晓诗文刊刻流传不易，又怎能不加倍珍惜今日之作，若是因我等疏于编刻流传，以至于民间佳作，百年后散佚无闻，那我等还对得起我等身后之人吗？所以三年以来，我与各位尽心编定这两部诗集，其根本要义，便在于彰古人于今时，传文脉于后世！我为官不过九年，已是二品之位，也自当有所作为，为我们读书人的百年大计，尽我一份心力。这样才对得起皇上和太上皇知遇之恩，对得起各位学人称我一声‘老师’的敬重，各位也觉得，我这番心意，有些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