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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结束之后，我会经常想起那个夜晚，如果没有发生蒋培兴夫妇被杀的事，我是否就能准时赶到家里，给徐珊包一顿饺子。那么一切就会都不一样。
“饺子我包了，只是有点丑，晚上给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场取电影票（＾－＾）。”
这是她发给我的最后消息。
有些人，整天见面；有些人，只能怀念。
干法医这么多年，看过形形色色的命案，有些案子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渐渐淡了，但有些案子却依然印象深刻。
每当我不经意间瞥见左手食指上那道疤痕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案子，怎么也挥之不去，所有当时的情景一下子全都浮现在眼前。
俗话说“进了腊月就是年”，还有句俗话是——“年关难过”。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传统节日小年，天阴得很厉害，冷飕飕的。
下午两点半，我和赵法医离开温暖的办公室，王猛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了，他一边搓手跺脚，一边和我们打招呼，嘴里呼出的气体凝成了白雾。
“最近生意兴隆，天天有活儿啊！”王猛在车上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作为痕检技术员，王猛比我还要忙，他不光要和我一起做尸检，还要去看其他现场。
路上我没心思说话，一路都在暗暗祈祷案情不要太复杂，晚上还答应了女朋友要给她包饺子。
一进腊月，我就开始和尸体频繁接触。昨天在平安桥下检验了一个流浪汉，破棉袄敞开了怀，裤子也褪到了膝盖，脸上的皱纹挤成了花，像在抿嘴笑。
王猛扭着头不愿多看，说看多了怕晚上做噩梦，真想不到王猛竟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流浪汉身上没有伤，只有反常脱衣现象和脸上的笑容，他在年关腊月冻死了，死相不算难看。我知道，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他感觉不到寒冷。
半小时后，我们驶到城乡接合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渐渐稀少。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墙外拉着警戒带，旁边停着两辆警车，警灯有些晃眼。
院门上方有个大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培兴”俩字。院子前后各种着一些树，叶子都掉光了，枝头孤零零地挂着几颗果子，黑黝黝的，看不出是什么果。
派出所民警大老远挥着手，简单寒暄后开始介绍案情。这是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一对外地夫妻经营，男的叫蒋培兴，38岁，女的叫董素琴，35岁。废品收购站规模不算小，方圆十里的废旧物品都在这里汇集。
“这就是报案人。”派出所民警打开车门，车上下来一个老头，腿脚不太麻利，哆嗦着走过来。
“这倒霉事咋就叫我摊上哩？”老头60来岁，皮肤黑中透红，满脸皱纹，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嘴里呼出一股子大蒜味。
报警的老头是个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今天运气不错，一上午就装满了三轮车。他中午喝了点小酒，骑三轮车来卖废品，发现门从里面上了锁，喊了几声没动静，就使劲推门。
门开了一道缝，人进不去，但老头看到院子里趴着一个人，把他吓得够呛。
院门虚掩着，我使劲吸了口气，一股浓浓的气味扑过来，真是一个血腥味十足的现场。
“医生看过，两口子都没了。”派出所民警表情凝重，抬手伸出两根手指，落下时却变成了三根，“屋里有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我一阵胸闷，呼吸有些不畅，抬头看了看天，天也更阴沉了。天气预报傍晚有雪，一场雪可能会覆盖许多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勘验现场。
院子很大，比普通人家的院子要大很多倍，堆满了各种物品，废铜烂铁旧家电，书本纸壳塑料布……像一座座小山丘。院子北侧有三间平房，南侧有两间平房。
男性死者趴着，左手臂垫在头下，看不清脸。他右手向前伸着，手距院门不到两米。那是一双布满了老茧和裂纹的手，手指油腻乌黑。
王猛拿起相机，“咔嚓咔嚓”拍着照片。我和赵法医蹲下身子，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
院子里铺满了煤渣灰，由于渗入了大量鲜血，尸体头部周围的煤渣灰是湿润的，部分煤渣表面有凝固的血迹。
趴在地上的男人看起来不算高，但很强壮，穿一套深蓝色工装，肘部和袖口磨得发亮，脚上是一双军绿色胶鞋，鞋底的花纹磨损严重。
男人湿乎乎的短发略有些打绺，鬓角有不少白头发，后枕部隐约冒着丝丝白气。
我摸了一把，手套上全是血：“枕部颅骨粉碎性骨折，这应该就是致命伤。”
赵法医和我把尸体轻轻翻了过来，死者脸上全是血，看不清面容。
王猛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冲洗了死者的面部，这是一个国字脸的男人，眉毛很粗，但中间有些不连续，像是被剪了一刀。
赵法医没吭声，起身朝北屋走去，我赶紧甩了甩手上的血，跟着进了屋。
屋里有些暗，正对门口的小桌上摆放着饭菜，有半盆土豆炖排骨，还有半盘炒豆芽，笼扇里有掰开的馒头和红薯。桌上还有两只碗，其中一只盛满了小米粥，另一只是空的。
地上有个女人，她双手抱在浑圆的肚子上，蜷缩成一团。当勘查灯照在她脸上时，我分明看到她眼角晶莹透亮。
屋里静得可怕，我的心跳越来越快，根本不受控制。赵法医叹了口气：“这女人死前肯定很痛苦。”
赵法医的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以前我从没考虑过，死者在面临死亡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一直认为，死亡是一件冰冷而无情的事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一直觉得法医需要时刻保持客观公正，不能掺杂太多感情，无论死者是什么身份、怎么死的，我都必须一视同仁。
可当赵法医说出那句话时，我却打心底表示认同。在那间幽暗的小屋里，我仿佛看到了女人临死前的痛苦和挣扎，我也跟着一阵难受。
当她遇袭时，拼命往里逃，希望能躲过一劫。被打倒在地后，她只能无助地跟尚未谋面的孩子告别，或许在那个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孩子。
“他妈的！”王猛忍不住爆了粗口，“没人性的家伙！”
我干法医之后，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感。我盯着那女人，默默在心里说了句：“对不起，我救不了你的命，但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提取检材后，同事和警犬继续协力搜查。我离开现场时，没听说有新的发现，看来凶手拿着作案工具跑了。
傍晚6点，通常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们赶到解剖室时，窗外飘起了小雪花。解剖室里温暖明亮，暂时驱散了心中的寒意。
刚到解剖室不久，我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我看了一眼，就放下手机专心进行尸检了。
男人身上有不少伤，手背和前臂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是抵抗伤。他想护住头部，可惜没成功，头部被打了7下，每一下都势大力沉。
颅骨碎成了一片一片的，从骨折形态分析，凶器是一种具有直边和直角的钝器，重量较大，易于挥动。嗯，比较像方头锤或石工锤。
我记得读书时，老师讲过各种工具的致死能力排名：“刀不如斧，斧不如锤。”
当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案件，凶手就是用锯短锤柄的石工锤将同学一一锤杀，可见这是一种很趁手的杀人工具。
解剖女死者前，我抬头换了口气，看到窗外飘雪花了，有些走神。
我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赵法医已经穿戴整齐，站在了解剖台前。
赵法医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摇了摇头，但我那天确实不在状态，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
女人身上的伤不算多，腹部有一处皮下出血，说明腹部曾受过攻击。致命伤也在头部，工具也是方头锤，虽然只有3下，但锤锤致命。
女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抵抗伤，可以想象，肚子被攻击时，她一定很害怕，她一心只想逃，只想着护住肚子里的孩子。
男人的胃里是空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就被杀死了；女人胃里有小米和红薯，十二指肠里也有食物，应该是刚吃过饭不久甚至是正吃着饭就遇害了。
实践证明，做什么事情都得专心，三心二意是很容易出事的。当我捧出8个月大小的男性胎儿时，手套在不断往下滴血。赵法医盯着我的手，眉头拧成了一团。
很快我就意识到，手指连同手套一起被割破了。说来奇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割破的。手指一开始并不疼，只是有点凉凉的感觉，然后才是阵阵疼痛，但还能忍受。
等我冲洗了一阵，才发现伤口很深，我尽量把血挤出来，挤到最后手都麻了。我有点庆幸这一刀割在了自己手上而不是赵法医手上，不然我会很内疚。
我自问心理素质一向不错，但是这场特殊的“接生”还是让我有些承受不住。感觉胸腔里涌动着什么，一阵恶心翻上来，我强行压下去，出了一身冷汗。
在赵法医的劝阻下，我没有坚持戴上手套，赵法医一个人完成了尸体缝合，然后整理、清洗工具。
我记不清是怎么离开解剖室的了，只记得很晚很晚，赵法医要请大家吃饭，我没和他们一起。
案子并没有在短时间内侦破。
案子现场条件很差，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案发时间正值午后，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周围也没有监控，侦查员没摸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警犬在现场周围找了好几天，最后在现场南侧3公里处一条小河边停下。河水阻断了气味，警犬在河对面转了几圈，线索断了。
当我再次关注这起案子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后了，整个春节都过得浑浑噩噩，可日子还得继续。
我知道，整个春节期间，同事们也都情绪低沉。节后一上班，我就看到一堆人举着横幅站在了公安局门口。
同事告诉我，那是死者蒋培兴的哥哥组织了一帮人在给公安局施压，要求公安局尽快破案，并且解冻蒋培兴账户上的50多万存款，好让蒋培兴夫妇入土为安。
社会上也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传言，同事们那段时间都很烦躁，但又不能冲死者家属发火，只能默默承受着压力，希望能早日破案，也算给死者一个交代。
刑警大队专门成立了专案组，每天傍晚都凑一起分析情况。我们根据现场和尸检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刻画，凶手为一到两人，青壮年男性，体力较强，文化水平低。
从现场及尸检情况来看，两位死者身上一共有3种损伤，分别是锤类工具造成的钝器伤、锐器伤和徒手伤。
现场及周边都没有发现疑似作案工具，说明嫌疑人要么是自带工具，要么是就地取材作案后随手把工具带走了。不管怎样，作案工具不见了。
赵法医提出，嫌疑人很可能未婚，因为已经结婚生子的人，一般不会对孕妇下狠手。也有人表示怀疑，因为谁也说不准，人一旦失去了人性会做出什么事。
专案组走访了周围的居民，排查死者蒋培兴和董素琴夫妇的社会关系。
蒋培兴的哥哥叫蒋培国，43岁，也在本地开了家废品收购站，与蒋培兴的废品收购站大约有20公里距离。蒋培国有个儿子叫蒋英杰，高中毕业后在城区一家工厂打工。
蒋培兴夫妻两人还有个10岁的女儿叫蒋佳彤，在老家那边上学，平时由爷爷奶奶帮着照看。
蒋培兴和妻子董素琴来城里已经有将近10年了，最初在一处工地打工，后来低价盘下郊区这个院子，开了家废品收购站。
据同村村民反映，蒋培兴夫妻二人比较“能卧子”（意思是能力强），比一般人想得远，也能吃苦耐劳，所以很快就把废品收购生意做大了，还在家里盖了2层楼。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大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城区一半的废品收购站都是蒋培兴的老乡开的。
蒋培兴的哥哥蒋培国说，大家见蒋培兴发了财，都去上门取经，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利润很高，大有可为，于是很多脑子活络的村民就进城从事废品收购行业了，多数人都发家致富了。
蒋培兴除了在老家盖了楼，银行卡上还有50多万存款。有位同事感慨地说：“咱忙死累活的，风险也大，还不如人家收废品的挣得多。”
赵法医把脸一板：“挣钱再多有啥用，大人孩子全没了。”那同事赶紧闭了嘴，脸色煞白。
有些事，再急也没用，日常工作也不能耽误。幸运的是，半个月后，案子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阳光明媚，我和赵法医在法医门诊坐诊，推门进来俩小伙子，手里各自捏着派出所开的鉴定委托书。
其中一个小伙子鼻青脸肿，左眼眯成一条缝，眼睑肿得紧绷发亮；另一个小伙子下巴上缠了一条绳，连着一顶白色的网状头套。
我盯着那个戴头套的小伙子看了半天，总觉得有些面熟，等看到身份证后，才想起他是谁。
伤者叫蒋英杰，废品收购站案子中死者蒋培兴的侄子。那天在公安局门口举横幅的人里面就有他，大高个，很显眼。当时离得远，没看仔细，今天一看，小伙子长得挺帅，眉清目秀。
昨晚在饭店吃饭，蒋英杰他们几个和邻桌起了争执，双方混战。对方人多，蒋英杰这边吃了亏，几个人都受了点伤，蒋英杰头上被对方用酒瓶开了瓢，去医院缝了7针。
蒋英杰本想缝完针就回家，可同伴咽不下这口气，直接报了警，派出所值班民警当晚就把打架的双方全部弄进了派出所。
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服谁，调解不成，都要求做伤情鉴定。但一听需要交鉴定费，伤得很轻微的几个人就打了退堂鼓。
蒋英杰摘了头套，我给他量了创口，5厘米，我问他有没有其他伤，他说没了。
赵法医忽然盯着蒋英杰的胳膊问了句：“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这次打架打的吗？”
蒋英杰迅速把胳膊往后一缩，几秒钟后摇了摇头：“我忘了，当时很乱。”旁边小伙子凑过来说：“就是这次打架打的，那伙人太狠了。”我瞪了他一眼，他才闭上嘴。
赵法医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拿出相机，让蒋英杰靠墙站好，蒋英杰个子很高，目测得有185厘米。借拍照的工夫，我对他说，伤情鉴定需要进行全面检查。
蒋英杰的手背上有3道平行的纤细疤痕，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指甲挖过，结痂褪去以后，颜色要比周围浅。
左前臂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处皮下瘀血，颜色已经很淡了，但还能隐约看出点轮廓，好像有个直角边。我忽然联想到了蒋培兴头上和手臂上的损伤。
我很确定，单从形态上看，蒋英杰左前臂的损伤与废品收购站命案中受害人的损伤类型是一致的，都是钝器伤，致伤工具都有直角边，但这似乎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我见蒋英杰递东西、签名都用左手，顺口问了他一句是不是左撇子，他点了点头。
我查看了他的右手，大拇指根部和手腕交界处，有一圈椭圆形不连续的色素沉着，我赶紧贴上比例尺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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