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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星能拿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个项目，虽然有无心插柳的缘故，但也正是因为他早做部署，趁亚洲金融风暴之机，到日韩等国去狩猎适合高新技术和人才以及暂时陷入流动性陷阱的优质企业，才能捡到宝。日本之行不但拿下八佰伴，无意中捡到这个项目也算是运气。
虽然这个项目的总造价高达70亿港币，不过前期的设计、土地等问题都已经由森建设株式会社解决了，而且国内的人工和建材相对于国外同类型的摩天大厦，成本还是相对低廉的。杨星之所以接手后还敢追加预算，提升了大厦高度原始设计，这是一个理由。
另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是，他记得后年开工的台北101大厦总高508米，一跃超过金融中心原先设计的492米高度，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凭什么阿扁当总统能为世界第一高楼剪彩，而这幢大厦原来的时空里，一建成就沦落到世界第二？杨星不想自己的中国区总部大楼才修好就被超越，重新设计后就是要压住台北101大楼一头！而且他心底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如果这次金融风暴能赚过他的预想，他也想任性一把，兑现在首次抵达香港启德机场时的豪言，在香港的总部一定要超过未来那幢世界第一的迪拜塔！
杨星虽然是重生者，但他不是上帝，不是全知全能。他最大的优势是知道未来很多大事的发展趋势，但对于微观事物运行变化的了解并不比同时代的经济研究人员高明多少。他的记忆也不可能记住每件事情发生时间和缘由，大多只是他通过脑子里一些模糊地片段，推断出大致原因和发生的时间段，但无法精确。
象这次香港股市暴跌和了解到的日本金融业严重的坏账问题，之前他都没有印象。反而是通过星斗研究院的调查报告和接触国安、保密局等情报内参以及“窥客”组织提供的外部情报，综合后才厘清这些大事背后的成因和做出合理的推断与决策。现在他准备越来越多的倚重这些方面的情报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而逐渐减少自己的主观判断，等到一日自己的记忆失去“未卜先知”的能力时，也不会惊慌失措的让自己的商业帝国垮台了。
在日本时，随行的星斗研究院的不少研究员都曾向他建议，鉴于韩国和日本很多大财团因为泡沫经济破灭和自身经营结构的欠缺，不少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又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袭，预计下半年随着金融风暴向北扩展到韩日，会有不少企业面临倒闭的命运。如果此时调集一笔资金对它们进行并购，将是中星国际由一家香港的地区企业成长为亚洲大财团的千载难逢的时机。
二战后，日本率先在国内推出了支持大财团的金融经济政策，韩国政府也紧随其后开始扶植国内财阀。在以国家资金支持和国家出面担保贷款的情况下，韩日两国旧式的大家族企业纷纷复活，三井、三菱、富士、三星、现代、LG、大宇等韩日特有的大财团崛起为可以左右世界经济的顶级财团，其特有的亚洲似的家族经营方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众多亚洲国家学习的对象。
财团经济的核心最早是由日本政府提出和强调“团队精神”，仿效二战时“护送船团”方式，船团的中心是大型金融机构，以它为中心各企业抱团而生，像护航那样不让财团内主要企业掉队。在这样的思路下，日本大型金融机构不倒闭几乎是每个日本人脑子中的固有印象，日本六大财团的业务面甚至扩展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每个方面，杨星曾经打交道的日立公司就是六大财团中富士财团的一员。
但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对这种财团模式带来极大冲击。到97年日本经济连续6年无法复苏，政府束手无策，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在压力下采取美国推行的新自由市场主义理论，决定让市场力量来改变现状，修改国内诸多限制外资的法律，停止政府事事干预、动辄以“行政指导”调控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方式，让市场去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
这种改革思路首先冲击的就是日本传统的财团模式，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阴云笼罩在日本排名前十位的大银行头上。97年11月17号，日本北海道地区最大的银行拓殖银行宣布破产，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北海道拓殖银行是由于蒙受了大约78亿美元的巨额坏帐亏损而倒闭，金融风暴终于对亚洲最大经济体发威了。在此之前，接受了北海道拓殖银行大量资金支持的森建设株式会社就预感不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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