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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机、ECMO机、防护服、口罩、隔离设备、甚至是血浆……如果上级不解决这些，只是让我们这不准那不准，只是让我们加油，我们再加油，再拼命，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孙爱兵说：“老百姓得了疑似新冠肺炎，东奔西跑等检测，等床位，医院留观室都躺满了人，有的患者不属于医院留观的疑似病人，他们也在急诊室门诊部呆着。他们说，在家是等，还不如在医院等，说实在，我们到了最紧要、最危险的时刻！”
祝义说：“我们又有几名医护人员出现了疑似新冠体征，我们自身难保，又怎么去救别人！”
此时的李明，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折磨着。他知道祝义和孙爱兵所说的一切，可是现在的抚民医院，就如被病毒围攻的一座小岛，而且恐慌又在掀起惊天骇浪，似乎要把这座小岛吞没。他和全院的医护人员就是坚守在这座小岛上的战士。他顶住上面的压力，他承受社会的压力，他承担医院的压力，他忍受大量病患人们的压力。他处在漩涡的中心，他受着多重的夹板气！但是再难，也要扛住，也要顶住。
李明看了看大家，眼眶湿了，强忍住泪水，说：“各位同仁同事，我是院长，也是一名医生，更是大家的兄长，我和你们同在一条船上，同守一座小岛，刚才说的几个不准，不通知，不发文，就算我个人的意见吧！但是当我们的所有选择都不被允许时，我们最后的选择就是忍受或沉默！”
这时，吴爱春站起来，说：“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沉默。我给你们讲述昨天值夜班时，发生在急诊留观室的一件事。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在出租房内坚持了七天，到处跑医院，各个医院都是排满了病人，最后他来抚民医院排了三天队，确诊疑似留观。在留观室又等了三天，病情恶化。他跪地求着我，我发现已经不行了。但是没有病床，重症室排到了几百号人，转院也转不去，我怎么救他？我看着他与未婚妻视频。他女朋友在外省一个县城，也给我下跪求救。我无能为力啊！我没有特效药，没有设备，没有病床，一句话，我没条件救他，我只有同情，我无回天之力。夜里十二点，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我尽力安慰他。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向我要了纸和笔，给他女朋友写了几行字：“亲爱的，我恐怕不行了，我们的梦，婚纱梦，房子梦，宝宝梦，一切都化为了泡影。我不在了，你不要过于悲伤，再找一个男朋友，这个人一定要爱你宠你。纸条上的这串数字是我的银行密码，我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吴医生。吴爱春大夫，他会联系你！”吴爱春说着，把那份遗书和那个年轻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放在了李明面前。
李明神色凝重，交给在场的办公室主任，沉默片刻问：“那个年轻人的遗体呢？”
吴爱春说：“还在留观室。”
李明等人来到了急诊室留观室，发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门口，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我来自湖南，我来当一名志愿者！”
这个小伙子叫程东，个子不高，短发，方脸，神情刚毅，戴一副近视镜。他昨晚搭一辆救援武汉的货车，今天来到了抚民医院。他不知道志愿者在哪报名，也不知道志愿者可以帮哪些人做什么事，于是就写了个牌子，挂在胸前。
李明停住脚步，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小伙子，问：“你想做志愿者？”
程东点点头，说：“是，我应当来做一名抗击新冠肺炎的志愿者。”
李明问：“你从湖南这么远来，家住哪里？”
程东说：“我家在长沙附近的一个县，雷锋的故乡。”
李明问：“你家人知道吗？他们同意吗？”
程东答：“我家里父母都答应了，父亲是村干部，母亲是残疾人。”
李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程东说：“现在我还没参加工作，我是在校研究生，快毕业了。”
李明把程东揽进怀里，轻声说：“小伙子，我代表医院感谢你。”
这时，熊君也来到了急症室，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胸前挂着“我是湖南人，我来做志愿者”的青年人。
熊君问程东：“你为什么想到这么远来湖北来武汉做一名志愿者的？”
程东摸摸平头，笑了笑，说：“我也没想太多，我读高中就是学校助学金，后来上了大学，也是学校给的一等奖学金。读研究生，靠学校助学金，同时一些爱心人士经常帮助我，衣服啦，生活费啦，实习考察所要的费用啦，甚至我的手机、电脑也是一个做慈善的奶奶买的。没有社会大家庭，也没有我，所以，我这次来也是报恩吧。”
熊君问：“你离开家时，你爸怎么说？你妈怎么说？”
程东笑了笑：“我爸大年初三挨家挨户去敲村民的门，叫他们下田去摘菜，说是送些蔬菜给武汉。我离开时，已经有几十个村民下地忙活了。我妈残疾了几十年，行走困难，她只是跟我说，东儿，你想去就去，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平安回来，让你爹给你炖只土鸡吃！”
李明轻轻地拍了拍程东的肩膀，说：“程东，我们这儿缺清洁工，缺搬尸工，你愿意吗？你怕吗？”
程东说：“我不怕，你吩咐就是了，如果我在武汉倒下，请把我的骨灰洒进长江里，我不怕死！”
李明情不自禁地上前拥抱住程东，说：“年轻人，我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