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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联邦制，它的州长的实权是非常大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像英国、法国，地方行政长官的实权就很一般了，帝国是中央集权制，省长的实权就更低。
帝国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哑铃，基层的县府一级实权较大，上层的中央实权较大，中央的省一级相对就教弱一些，而且帝国是很严格的职业官僚体制，绝大多数的公务员是专业技术人员出身，很多的行政实权都控制在这些人手中。中央部门对省的各职能厅拥有直接行政管理权，地方各省级正副厅长的任职是中央在控制的，而地方省长只有监管权。
所以在实际的权利上，帝国的一个内阁大臣通常要比省长厉害很多很多，源头上还是帝国宪法对权力的分配有关系，府这一级相对就要厉害很多，实际上就是省一级的很多权利都直接下放到府一级。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觉得帝国更像是秦代的那种郡县制，帝国之所以要这么做，很大原因就是要限制新疆、**、蒙古这些自治区的内部分裂运动，比如说各省的巡防总长、警察厅厅长的任命权都控制在中央，而本身的检察官任命权则在本省省长的手中。
所以说，像林献堂这种政治之路走到极限的地方政治大佬，他其实是非常想升到中央一级，哪怕是当一个环境保护总署的副总长，他都非常高兴。
他的级别就不一样了，他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央的那些政治大佬们一起对话，认识更多的顶层政客大佬，人脉是远远的不同级别。
林献堂这一刻是真的很高兴，高兴的言语都难以形容。
他毕竟还是那种旧时代留下了的老乡绅出身，这就迫不及待的起身深躬，连声谢恩，心里真是高兴合不拢嘴，因为他本来还挺害怕的，这个地震发生在台湾省，他一个处理不当就可能被皇帝免职。
宪法规定，皇帝不仅免职总理和内阁大臣，也有权免职各省官员。
宋彪皇帝也就是随口说一句，林献堂要当真，那就当真吧，他是肯定不在乎这点芝麻事，示意林献堂坐下来之后继续问道：“你在台湾当了十余年的省长，以你看来，台湾省可否算是好治理的地方？”
林献堂想了想，当即答道：“台湾本地民风淳淳，唯有资源贫瘠尔，所幸中央驰援，二十年间小有成绩，我任上十载，多有受捱，未有所成，实乃辜负本土乡宗厚望。”
宋彪皇帝听出他的言下之意，针锋相对的答道：“省长实权有所限制乃是我当年立国的本意，帝国海外省和边疆省极多，难免有人会幻想分裂之事。中国之治理在过去三十年间只有两个大方针，一是中央依法治国，二是地方尽量少占权，少管事。中央不能依法治国，地方拼命抢权夺利，中国就会像满清那样积弱混乱，此乃我和当初诸位先杰总结前朝利弊所得的结论。”
林献堂不敢再多话，谨慎的答道：“皇上圣明。”
宋彪皇帝并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喜欢咄咄逼人，也稍作思量才同林献堂继续问道：“关于本省要求自治的事。你有什么看法？”
林献堂已经隐隐感觉此番皇帝南巡实在是有些来者不善的意味，避重就轻的答道：“诸省都有自治之私心，无非自治者分税不同罢了。”
宋彪皇帝也不细致追究。和林献堂答道：“帝国之中坚乃是我汉族同胞弟兄，各省自治者，凡少数民族同胞人口达三成即可考虑设立自治省，以做扶持之姿态。台湾省要求自治是可以的。只要本地高山族裔同胞占三成即可。至于你们所谓的本省人，只要你们想办法证明自己不是汉人，那也可以给你们自治省的名额。”
林献堂大气都不敢喘。
这个人在短短日治十五年时间里积累了很高的民族声望。经常和日本人过不去，因为他是本地大宗望族，日本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他有汉人的气节，这是值得肯定，但是他有没有本省情节呢？
当然也是有的。
台湾在整个清朝时期和内地都保持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这就不像河南河北这种地方，十五年的日治也给台湾带来了一些特殊的经历。包括日本在台湾的间谍分裂活动也还是很猖獗，确实造成了一些比较坏的影响。
当然，这些都不是台湾要求本省自治的重要原因。
日治时间，台湾本省的五大家族多多少少通过投靠日本发展的非常快，中日辛亥战争结束之后。在台湾省收复后的最初十几年间，五大家族立足本省还是发展的很不错，但是到了1930年之后，随着本土的各大财团开始全面介入台湾市场，特别是限田法案的颁布，以及福建人口的加快涌入，矛盾就开始逐渐涌现出来。
这个背后还是经济上的纠纷。
其实，越是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就越排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台湾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本省问题还远不像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么严峻，可要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话说日本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日本的洗脑教育至今还是留下了很多很坏的影响。
对台湾本省的人来说，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曾经被大陆抛弃过，后来日本对他们还真的很不错，比清政府强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隔阂。
宋彪只能说是稍作敲打，首先问题没有那么严峻和复杂，其次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的消化，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再坚持二十年，后面也就不会再有这种问题，因为这就是日治那一代人的问题。
话说日治十五年就给帝国留下了这么些问题，如果日治维持六十年，那要给后面留下多么深的本省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彪在这个问题上也就不多做讨论，颇有番语重心长的意味同林献堂说道：“为一国之政者，当要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当要五万万同胞效力，而不是给五万万同胞惹麻烦。你在很多问题上是能为国家和我们民族做出大贡献，做大事的人，只要你摆正思想即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关于嘉义县救灾之事，我估算即便中央拿出三百万复建款，你们这边的数目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会责成中央拿出七百万中圆的复建款，皇室慈善总会这边会再捐赠三百万，此外，关于本省少数民族的长期扶持之事，中央和慈善总会都会单独专项办事，旨在保护本地族群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促进他们的发展与进步。”
林献堂心情不免沉重。
人就是这样子，现在感觉有机会进入中央，他换位站在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难免觉得本省这些年有些事真的很不对。
想到此处，林献堂复道：“皇上实乃千古之明君，臣愿效犬马之劳。”
宋彪倒是并无其他事情要和林献堂再说下去，吩咐道：“明日，我想继续去几个受灾地区好好的视察一番，看看实际的情况，此番也难得来台湾一趟，你回去之后做些准备，我想多多看看台湾这边的治理情况。”
林献堂当即答道：“谨遵圣谕。”
听到这话，宋彪微微颔首。示意他可以退下去了。
等林献堂走了之后，宋彪坐在办公桌前又考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心里颇有一番感慨。如果台湾认为自己曾经被本土抛弃过，遂生细缝，这也是正常的。
至于台湾的本土财团，确实是本省运动的幕后推手。其罪难纠，但同样也是化解这场纷争的解铃之手，拉拢总是强于打压。何况也并非是拉拢不得，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罢了。
台湾的这些本土财团早年在帝国立国之时，实力也不算弱，只是本地市场小，又自隔于大陆，只希望守住碗里的这点肉，结果等了十几年后。在大陆各省的财团面前都是不堪一击，以基隆煤矿为例，赤峰林家经营了三十年，结果还是不敌福州财团。
在福州财团、南洋财团和江南财团的大举进攻之下，本土五大家族联手都不能挡住。本地经营几十年的造船砂糖等产业都陷入亏损，只能被其他财团的巨头吞并。
帝国毕竟不是共和国，没有那种社会主义体制的计划力，各省在发展的差别上还是很大的，这些年来看的话，有资源和沿海港口发展的都非常快，人力资源好，本省教育好的发展也快。台湾呢，这些年来讲还是比较差的地方，因为它的整个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矿产资源都还是太薄弱了，偏偏这个位置很特别，也是各大财团在外扩过程的必经之地，比如说高雄港、基隆港，本土财团那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失守，一点机会都没有。
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必然的情况，你不奋起发展，那就迟早会被兼并，对每个地区来说，那发展七八十年以后可能会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情况，现在差距比较大也很正常，中央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落后地区共同发展，但这总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或者说，台湾这边的民风和大陆的民风还是有差别，可能岛屿地区都这样，相对更偏向于保守封闭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锱铢必较的小气心理，缺乏大陆各省的豁达心态。
宋彪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一直是“问题不是很大，但不太好搞”，加强人**流是关键，也许再过十几年就能好很多。
宋彪此次来台湾视察，既然来了，他也希望能为此事作出一些贡献，所以也是不辞辛劳，在嘉义县视察慰问了十几个受灾的乡镇，也参加了本省各县乡绅的欢迎会，还亲自拜访了台湾的各个高山部族，走了十几个部落。
其实，他亲自来一趟，那比中央政府出台几十个宽待扶持政策都重要，而且，皇帝此次是连同皇储一起过来，如果不出意外，等于两代皇帝都南巡了台湾省，对本省人民而言真是非常之受用。
宋皇帝走一趟，视察一番，估计本省议会十几年内都不会再提自治之事。他和蒋中正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分量，那是落草之寇，占山为王，他是帝国正统的开国皇帝，中华之天子。
宋彪皇帝在台湾视察了七天，正好等到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乘坐专机抵达北京，皇帝这才乘机返回。
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说一说的，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座机是东北财团旗下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se105客机，这应该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螺旋桨客机，根据不同的型号，载客量可达到80110人，标准型号的载客量是105人。
se105客机使用的是大黄蜂星形双排28缸引擎，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螺旋桨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同样运用帝国的h22重型轰炸机，而se105客机的航程极限是破纪录的1.4万公里，因为它是现阶段唯一能够跨太平洋飞行的客机，所以也成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都必须采用的座机。
丘吉尔这个人的白人优越论还是很顽固的，如果不是这个实际情况迫使他必须采用se105客机，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宋彪皇帝乘坐的也是se105客机，其实他同样没的选，帝国的疆域太辽阔，只有se105客机能满足他在全国巡视的要求，但是到了明年，他就可以乘坐新的se205喷气式客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