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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不同，一个想要成为世界列强的大日本帝国就必须拥有足够庞大的殖民地，特别是在中日经贸陷入前所未有的停滞期时。中日经贸战争从1908年一直延续至今，从东北蔓延到世界范围，除了双方各自的内部市场彼此受关税的保护外，中日在亚非拉市场的经贸战争则是愈加激烈，这场经贸战争历经十五年的发展，对双方其实都有莫大的好处，刺激双方民族工业在技术、管理、营销和产品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只是从最初的日本占据绝对优势变成了中国逐步占据着较为全面的优势。
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代，就在这个大日本帝国大正11年，就在这个中华帝国神武12年。
身处在日渐强盛到不可一世的中华帝国之旁，日本的危机感远远强于整个世界，帝国的疆域是日本的42倍，人口是日本的8倍，经济总量是日本的10倍，煤铁铜铝等主要资源总量更是其数千倍以上。
日本不能停止发展的步伐，一旦停止就会被中华帝国狠狠的抓在手心里揉碎，而此时此刻恰恰是中日海军差距最大的阶段。
日本处于华盛顿条约之后最为辉煌的阶段，而帝国海军则刚刚起步，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一差距。
恶胆陡生的日本开始了一次又更为惊险的冒险策略。
……
宋彪对于政治的敏锐让他又一次预测成功，与其说日本派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过来道歉。不如说是索要中属新几内亚的殖民权，日本方面的最低限度也是要中国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出售给日本。
日本方面还提出，如果中国将原德属新几内亚转交给日本，或者是出售给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可以满足中华帝国的要求在国内政府公文和外交上禁止使用“支那”一词。
欧阳赓内阁在外交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比唐绍仪内阁时代更强硬，内阁不仅言辞拒绝了日本的无理到荒唐滑稽的要求，也谴责日本的蛮横无礼。更不会在殖民地问题上做出任何退让。
德属新几内亚是个什么地方？
每年几十万吨铜精矿和接近十吨的黄金产量的殖民地，帝国岂能割让给外国，更怎么可能割让给日本。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这里的气候环境决定了它的优势，德国殖民期间已经为这里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农业基础。盛产棕榈、椰干、咖啡、可可和橡胶，加上周边充裕的渔业资源，以及石油天然气资源，帝国绝对不可能转让。
帝国的一贯方针是竭尽所能“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而这里对帝国恰好是一个最好的补充，帝国甚至早已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要在金铜矿资源最为密集的新不列颠岛和石油资源密集的新爱尔兰岛占为己有，在未来十年，帝国将逐步向此移民六十万。并以此为跳板向南太平洋持续输出更多的人口。
随着帝国进入二次工业革命，帝国对于铜的需求增长迅猛，目前世界精铜产量只有140万吨，帝国去年的铜产量占世界的17%，新几内亚铜矿不仅是帝国控制的唯一世界级铜矿。铜精矿的含铜率也远高于国内的贫铜矿，所以，帝国绝不会作任何形式的退让。
中日的新一轮冲突又来了。
虽然秋山真之寄希望于直接面见华皇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皇帝并没有接见他的安排，只能在和帝国外相的强硬冲突中黯然回国，谁也未曾预料到这就将是日本国内亲华派的彻底衰亡。
日本的贪婪。以及他们必须维持的扩张主义使得原本就因为经贸战争而长期处于冷战状态的中日关系再起风云。
在秋山真之离开后不久，日本派遣两艘战列舰进驻澳大利亚代管的莫尔兹比港，帝国则命令在中属新几内亚的驻军一级戒备，同时也准备派遣两艘震旦级战列舰前往莱城港驻防。
在军舰即将驶出青岛海军基地之前，中央军部总参谋长蒋方震、海军参谋总长萨镇冰、海军大臣宋文翙一同前往中央宫的办公厅向皇帝宋彪禀告这一事件的最新情况，并且等待皇帝的最终下令。
他们三人的神情都是异常的严肃和紧张，因为他们所要对峙的日本海军在主力舰上保持着帝国的三倍级别。
书面报告是海军参谋总长萨镇冰亲自所写，毕恭毕敬的双手奉上给皇帝陛下，此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害怕，担心皇帝决议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方式。
身为帝国的海军参谋总长，萨镇冰很清楚帝国海军还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虽然说帝国已经拥有两艘奥匈帝国的联合力量级战列舰和四艘震旦级战列舰，因为吨位较小，总排水量吨位加起来才11.4万吨（英制），仅相当于日军的1/3。
日本海军拥有6艘三万吨级以上排水量的超无畏舰，4艘超过2.5万吨级排水量的超无畏舰，如果加上还未正式拆解的德国赔偿的拿骚级和日本自造的萨摩级、摄津级，中日双方海军的差距就是4倍。
这仗显然是不能打的。
帝国陆军是世界第一流的，可海军远弱于日本也是不争的事实，帝国海军当然也有长远的雄伟计划，但这种立足长远的大计划在眼前这个阶段恰好处于一个最为真空的时期。
根据华盛顿条约，帝国海军将拥有最高27.5万吨（英制）的主力舰排水量总吨位指标，虽然总量小于日本的38.5万吨，但是帝国被允许后续增造两艘3.5万吨级战列舰，并且允许使用16英寸的主炮。
最为补充协议。帝国海军在航母建造的总吨位限制上，和日本保持同样的8.5万吨（英吨）标准，凭借帝国的空军和飞机工业优势，这将在某程度上进一步拉近帝国海军和日本海军之间的差距。
只是按照帝国海军部的计划，这一差距最终是要在1935年左右才会被弥补，而帝国海军在未来十年中都不具备挑战日本在西太平洋海军霸权的实力。对于这一点，宋彪、蒋方震、萨镇冰、宋文翙四人都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一决策是他们共同作出的。
宋彪看着海军情报部提供的各种最新情报，日本海军已经全面戒严，这代表日本海军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而这一切都不过日本又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他很清楚日本想要打帝国海军很久了，只是过去总没有机会，现在则终于找到了。
此时的日本大约也有着政策的混乱。一边是内阁想得到中属新几内亚，一边是海军疯狂和梦寐以求同中国海军交战，一战击败中国海军，再一次通过战争索赔奠定日本才是亚洲唯一海军霸主的地位，再一次夺回被日本陆军丢失的国运和在中国的所有特权。
当宋彪在这里翻阅各种情报时，蒋方震、宋文翙和萨镇冰心里都充满了紧张，他们很清楚，震旦号和旅顺号一旦出港就很可能像镇远、定远那样，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大家心里都很挣扎，既不想将新几内亚割让给日本。但也不想冒险和日本海军决战。
宋彪何尝不知道帝国海军还处于摇篮期，如今不过刚刚学会了走路，而日本早已磨刀霍霍的等待已久，然而真正逼迫日本采取着这种强硬姿态的原因正来自于英美的对日妥协，而日本自身也确实是没有选择。想要发展，除了用疯狂的挑衅姿态争取利益之外，它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整个世界范围内能够争夺的殖民地都已经有了主人，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地虽然较弱，但有英国的庇护，东边又是根本无法得罪的美国。日本只能向中国冒险一搏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宋彪沉默的思考着这一问题。
宋文翙终于忍不住的和宋彪提议道：“皇上，也许日本并无意开战，毕竟刚签署了《华盛顿条约》，他们此时就掀起新一轮的海战就是彻底要逼迫我国推出条约，其他各国也不会容许的吧？”
宋彪微微嗯了一声，随即又纠正道：“很难说，我观英美等国对日本的宽容和同情，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我国扩张的太快，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准盟友和法国这样的盟友，他们对我国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希望进行遏制的心态。应该说，日本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我们确实是靠陆军逼迫英国作出很多的让步，但是英国怎么会甘心呢，我想英国对于日本的此次强硬姿态是支持的，否则不会将港口让给日本驻扎，这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英国的态度。”
宋文翙问道：“皇上，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是否要请美国和法国出面协调？”
宋彪不置可否。
他在签署华盛顿条约之前就考虑过从美国购买四艘战列舰应急，反正美国也要解体这一部分的战列舰，最终还是因为侥幸心理还放弃了此事，现在就遭到了报应。
因为美国对日本作出了重大让步，从西太平洋的各个海军基地撤出，这就导致美国现在也无力制止这一事态。
深思熟虑了一段时间后，宋彪推测目前的国际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各国固然有一定的利用日本牵制帝国的心思，却未必真的希望撕毁《华盛顿条约》。
特别是对美国而言，只是一旦让美国介入此事，结局也变得很难说。
考虑到这一点，宋彪和蒋方震吩咐道：“暂时不用派遣战列舰进入南洋，将空军全军进入二级戒备，第215师从福建转调至新不列颠岛，204、205、207、208、210五个空军师调入东北军部，208和210两个师调入平壤区，让空军做好旧型号解封检修，随时准备重新服役，213师从南昌调入台湾。其他各师陆续转调沿海，新增216至220五个空军师的编制，做好进入东北和朝鲜地区的准备工作，同时增加重型轰炸机的投产速度，在琼州湾海域秘密进行一场空军针对军舰的轰炸演习，实验此前的各种相关研究和新式鱼雷技术。”
听到这番吩咐，蒋方震三人就明白皇帝是要用帝国优势的空军力量和日本对抗。由于在一战期间出口了大量的飞机，帝国的飞机工业规模和水平一直保持在世界领先程度，拥有沈阳飞机、远东福克和上海寇蒂斯三家著名的飞机制造公司。同法国、美国的合作也异常密切，最近几年则又大幅度和德国一起进行秘密合作。
这一点是日本所无法企及的。
受中苏战争的影响，帝国目前仍然保持了15个空军师的正规编制。各省巡防军也保留一个航空巡逻支队，帝国的空军编制受陆军影响较大，每个空军师保持两个空军战斗团、一个轰炸团和两个地勤团，每个空军团保持三个航空支队，每个支队30-35架战斗机。
一战、二战的空军和二战后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就目前而言，特别是经过中苏战争的检验后，帝国空军的编制整体上是比较适应现阶段的战争需求。
如果是遭遇大规模的战争，各空军团的下属航空支队会从三个激增到十个这样的大规模空战极限，而飞行和地勤人员的储备也保持在世界上最为领先的水平。
如果日本不能理解帝国的空军优势。盲目出击和妄图勒索要挟，帝国只能主动出击，用空军优势和陆军优势向日本证明帝国的实力。
在作出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后，宋彪相信他对日本的警告已是很充分了，如果日本无视这些警告。下一步就必然是新的中日战争。
在帝国空军开始频繁调动后，日本也仿佛是忽然才明白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满清帝国，中华帝国根本无意作出任何形式的退让，甚至不惜付诸全面的战争。这样的结果让日本颇感意外，虽然在海军上拥有绝对优势，考虑到中法同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日本也必须考虑清楚。
因为日本要求帝国转让德属新几内亚，以及派遣两艘伊势级战列舰前往莫尔兹比港威胁帝国的事情被称之为中日伊势事件，在帝国第215空军师进驻新不列颠岛后，缺乏足够空军支持的日军被迫将两艘伊势级战列舰撤回本土。
日本蓄谋已久的伊势事件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中国空军和日本海军的较量，因为对中国空军在中苏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和不可逆转的战术优势，日本就在中日两国的暗战中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伊势事件。
伊势事件结束后，日本政府不再继续向帝国提及新几内亚问题，转而重新要求签署一份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新的中日通商条约，但还是在政府公文和社会中继续使用“支那”蔑称中国，毫无道歉的想法，帝国外交部追究的意图也同样淡化，中日仿佛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冷战阶段，只是伊势事件又一次的加深两国冷战的程度，从政府到民族都充满了寒冷如冰窟一般的敌视意识。
几天之后，宋彪还是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办公厅处理公务。
汪兆铭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来自日本的《朝日新闻》，并为此准备了翻译稿，这样的安排有些超乎常规，也不在汪兆铭的职权范围内。
宋彪还是将这一份一周前的《朝日新闻》晨报翻译稿看完，这时才明白汪兆铭的用意，原来那一天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日本新任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的文章《我们到底得罪了谁？》。
汪兆铭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的用词，并且具有一种散文诗般的随笔行文风格，读完之后让人感慨唏嘘不已。
秋山真之在文章的第一行如此写道——当我接受高桥首相的委托前往支那之前，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糟糕的公务之行，结果还真是如此呢，让我这样的人也感到沮丧和伤心。
“回国之后的我在海军本部的那间桦木门板后的宽敞的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关起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么的痛苦和哀悼，也许我知道我们不会和支那帝国冒险开战，但我还是很难过，一个人的在海军本部的深夜里，曾经在日本海战期间也呼呼大睡的我也辗转难眠，我总是不停的想帝国和支那为何要走到今天这样的令人伤心欲绝的地步？”
“我们要求得到殖民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和兄长都一样最为崇拜的维新哲人福泽谕吉先生如此说。我们也深信如此，可世界是残酷的总是逼迫我们这个民族面临最为痛苦的局面。”
“明治四十四年的朝鲜半岛战败之后，我被迫结束了自己所热爱的旅顺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回国担任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在伤碎心的命令舰队启航离开的那一刻，我仿佛就已经看到民族苦疾的开端。在此之前，我大约是在喜欢住在中国的大和人，我喜欢他们那些愚昧而单纯的辛勤的人们，我喜欢曾经的那位东三省的总督，后来的支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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