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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曾发表张蔚星先生的《说一说钱学》，对当前的“钱钟书”研究极力贬抑。不久，蒋寅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同类性质的文章。足见人们在这件事上存在极大的分歧。我的看法是“钱学”的兴衰还是顺其自然，一些中青年学人自发自觉地整理、“普及”、“宣传”“钱学”，完全不是坏事，相反，它可以做、应该做、值得做。
张不这样认为，他的说法是必须通洋文、通国学才能阅读钱钟书、研究钱钟书；蒋的看法是不读钱钟书读过的书就不能读懂钱钟书。二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试以析之。
明眼人都会发现，钱著中“外国的军火”（洋文）只是辅助的东西，跳过它我们完全能理解，因为文章对每句洋文都有汉译。钱先生撰写古奥深文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将中外文化打通，得到其中的思想即可将小小枝节上的问题忽略不计。
洋文、国学半通不通如我，自信已吸收、消化了绝大多数观点、思想，得益之多超过任何教科书。他的著作比那些有“必读价值”、是“基础性研究”、不乏“学术范式”的东西其身价不知要高出多少！
我一贯认为，对“钱学”只有通盘理解以后才能融汇贯通，真正体会出它内涵的博大精深，结构的新颖独特。
《谈艺录》、《管锥编》固然是笔记体，一则一则的，看上去真像“小巧精深”，而非“博大精深”，可是加以联系、梳理以后，就会发现“小巧”实在只是表面化的特征，它们的“博大”体现在似嫌松散但前后不无关照的内容之中。
以《管锥编》为例，它不用体系，没有整体的结构，“整部书就是片断的汇集”，像一捆手榴弹，虽由个别引语组成，但每次摘引都试图想通电、点火，好比电影蒙太奇，通过千万次的管窥，视野不断扩展，经个别接触而广建联系，利用和发展了中外关于艺术家和学者的观念。
《管锥编》的内容太多太杂，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什么样统一的“体系”都装不下这样丰富内涵的思想，所以，他不想建构自己的“体系”或文化大厦，对建立这种“体系”也不感兴趣，认为它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在他看来，很多思想体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像一座倒塌了的大厦，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后人利用，正如废墟里的材料。
一部繁琐的著作中能够留至现在的大抵只是几句话——几条定律，而这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又被后人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牛顿的科学论著今天就很难有人去通读。
一位大哲学家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最终命运比牛顿幸运不了多少。
钱钟书不愿看见自己的理论著作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只采明珠，让它们一颗颗、一条条置放一处，结结实实、内外放光。
因此，《管锥编》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立得住、传得下，在于其质量，货真价实、举一反三、包罗万象，在于它是一个取用不尽的宝库、金矿。
对此，德国学者莫妮卡说：与劳斯贝格的《文学修辞手册》、威洛克的《现代文评史》、李约翰的《中国的科学与发明》相类似，《管锥编》有双重用途，一方面它像一部电脑，储存了很多文学实例，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很多专门研究的题目，每个题目可以做成很长的论文，甚至很厚的学术专著。
就每则笔记内部而言，它也具有结构，像首尾相衔的蛇，“每段通常由一古籍的片语开始，跟着是批判性的传统解说总结，加上中外平行的片语对比，结以钱先生自己的看法，最后常回到原来开始的片语，但有了新的了解。过程是由具体的例子通往较全面性的论点，再回到具体的例子”。
至于《管锥编》等钱著内容上的创新性，借卡西尔的说法就是，一种观念同其它观念、力量之间的联系，比这个观念本身更重要；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见不在于发现了自由、民主、自然等观念，它们本身是古老的，而在于它将这些观念组成一种新的关系网络，赋以新的分量。
考究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一切真智慧（某个观念）不同于别的，它不会过时，也没有发展、创新，不需要发展、创新。有待发展、创新的，的确就剩下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路径或方式，使它处于“新的关系网络”中了。
《管锥编》等著作的创造性就可以用上面的话来表述。
从我们的分析可见，蒋寅的如下说法十分片面：“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甚至也很不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惟一的不同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有材料有结论，推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既无建树，也不抱关心。”
至于认为“钱学”不够博大，构不成一门学问诸类的意见，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识其大者得其大，识其小者得其小”。
钱先生的见解像王国维那样，一直是“以少少许胜许许多的”。比如他对比喻的研究，如果前后贯通，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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