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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五十八章》提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灾祸呵，幸福就倚傍在它旁边。幸福呵，灾难就藏伏在它之下。谁知道它们的究竟？并没有一个定准！正忽而转变为邪，善忽而转变为恶。
老子认为，祸和福这对矛盾，像一切对立的事物一样，是辩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互相转化。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是的，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福也好，祸也罢，尤其是祸，有时就发生在瞬间，至于幸福，自然是人人所渴望，所追求的。而且幸福有时也会不期而至，当幸福到来的时候，那种震惊也绝不亚于灾祸的到来。
在福与祸这对矛盾关系中，要做到顺其自然，就得想得开，看得透。有时候想开点，看透些，就是福；想不开，看不透，就是祸。福也好，祸也罢，仅仅就是一念之差，一时冲动，自己毁了自己的幸福。
我们常说，人生短暂，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比，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功名利禄皆为短暂的一瞬。况且，有时候，恩和怨，喜和悲，功名利禄和一介草民的转换，也许就在那么一瞬间，甚至一念之间。面对恩恩怨怨，喜喜悲悲，潮起潮落，我们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们还分清哪是福，哪是祸吗？
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可不必太在意人生历程的幸与不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悟透了其中的道理，便会豁然开朗。
可是，我们所处的世界——车水马龙、霓虹闪烁、香车美女、别墅洋楼、鱼翅燕窝、鲍鱼熊掌……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面对这一切，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浮躁起来。似乎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似乎这些在我们心中是最美的。
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季老即使身居病房时，每天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人们敬仰季羡林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季羡林先生曾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在“文革”期间，他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正所谓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季羡林先生曾是一介布衣，但他在文革期间的恶劣环境中仍能坚持自己的追求与原则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事实上，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我们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和沉静，脚踏实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优，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历代仁人志士崇高忧乐观的精辟概括。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句，在忧喜这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也可以达到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的境界。
范仲淹记岳阳楼，一为重修岳阳楼，更为劝老朋友滕子京。滕子京当年作为改革派人物受诬被贬到岳州，心中愤愤不平。范仲淹便借记岳阳楼，而把规劝之言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自然艺术地表达出来。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人的忧喜情绪不因客观景物美好而高兴，也不因个人境遇不佳而忧伤，顺其自然、豁然、超然。
我们普通人很难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人毕竟是有情有欲、不可能受客观外界干扰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只是要在客观外界向自己压迫而来时，能够慨然以对，洒脱些，想开点，看远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要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无节制，而是要懂得掌握一个“度”。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和分寸，过了那个限度和分寸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追求自由人性和放纵自我之间只是一步之隔，一念之差。忧愤过度会导致对现实不满，进而伤害他人，损害社会公德；乐极生悲，无限制地“享受生活”，就会堕落；就算不会堕落，也不利于养生，过优过喜都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
喜也好，忧也罢，有时在客观环境不变，或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得靠主观调节，努力减少忧虑，多寻找一点快乐。把目光放远些，不要为眼前的境遇所困扰所压倒；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诱惑，所腐蚀，做一股“浅浅水”，让它“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