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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笔
少宜积勤 老而不悔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为以后从事某项事业奠定基础、蕴蓄才能的黄金时代。www.Pinwenba.com它往往决定人的整个生活道路。但这个时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视，一般人还不能从更高的认识出发，对自己有一个终身的设计，使自己有规律、有目的地学习和生活，以至到老仍碌碌无成。这是很值得人们作一番深思的。
《法藏碎金》一书中曾揭示过这种现象：“世间人中年二颠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当勤，以图身计，而反自放逸，老而无成。故古人有诗云：‘少年轻岁月，不能早谋身。晚岁成无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当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劳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诗云：：“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惟此二事，知之不难，而知者尚少，何况深妙之事乎？”〔见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卷第三十五）这段话的个别含意虽不无糟粕，但总的看，还是有其深刻的哲理。它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要勤奋，早谋终身大计，以避免“老大徒伤悲”。在这方面，古人的许多经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篇》可见孔子能较早有目的地去学习了。他还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肯定了年轻时奋发大有可为，而到了四、五十岁无所成就，便没有多大作为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孙说：“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象陆游这样伟大诗人，一生勤奋写作，给后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诗，但还抱憾自己终身没有把才能发挥尽，而告诫后人趁未衰之年发奋有所为。实际上，就人的才能而言，一般人都有许多潜力埋藏着，青少年时期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发掘。如果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空白，单靠中成年以后去做，从时间和效果上来看，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费。
“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青少年应珍惜大好时光，及早为自己设计一条成才之路。在这条路上，欧阳修说的“积勤宜少时”可作为我们的最低起点。
“难得糊涂”辨
(一）
“难得糊涂”不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哲学，也为具有上进心的人所不齿。
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看到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又感到无力改变，就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抱怨多于作为，自以为看破红尘，清高自己，甚至有“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想法，把“难得糊涂”作为处事信条，悲天怜人，无所作为，在得过且过中打发日子。如此思行，于己于人于事都是无益的。
产生这种消极观念的原因除客观上存在着丑恶的不足外，也与人的主观修养有关。一是期望过高。“俟河之清”固然是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尤其当历史处于转变时期，大浪淘沙，浊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一个人要随改革大潮前进，不要随泥沙俱下。其次，缺乏远大的目光，看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只看到潮流中的旋涡，从而缺乏信心。另则，缺乏斗志，不善于处理正反两方面对立的矛盾。他们把握不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应吸取什么，应抵制什么，思想的消化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某些愿望一得不到实现，就悲观，就跑到“难得糊涂”的盾牌后面躲起来，以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实际成了消极事物的俘虏。
“难得糊涂”的人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思维混乱。正象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一段惊人评述那样：“一个人陷人哲学的混乱，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一样。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里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难得糊涂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门的人，当他们一旦找到房门走出屋子，就会看到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鲁迅先生说：“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世界，万不可常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我们还是多从自身做起，多承担些社会责任，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和大家一起推动社会前进。
(二）
有些人挂上“难得糊涂”的招牌，却领略不到板桥先生的胸怀和境界，因而也曲解了“难得糊涂”的真意。
板桥老人富有正义感，同情心，他的“难得糊涂”中正包含着一种正直感和爱民心，那就是对官场上的黑暗鄙睨之，而对关系到民生利益的事，却毫不含糊。乾隆十一年，黄河泛滥，饥民号天，他为民作主，开仓济赈，以至被罢了官。他晚年“关心民瘼尤堪慰”，他曾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扰民，是天地万物之事”。对忧国忧民的大事，他何曾有过糊涂！要说糊涂，他是对一家一身之事不计较。正如他自己而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
(三）
其实，纵观历史上，又有哪个有建树的人甘心糊涂呢？
宋朝宰相吕端，是被唐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小事糊涂，是指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又不失大节。他曾说：“吾直道而行，无所畏惧，风波之言不足虑”。对那些流言蜚语，还是糊涂点好。清朝雍正年间进士尹望山，曾问手下人：“诸公平日最怕何物？”属下有云怕蛇蝎的，有云怕虎狼的，而尹望山却说：“这些我都不怕，只怕糊涂人。”看来，当政者绝不喜欢他手下人糊涂。
由此可知，糊涂——消极避世，是最不可取的。有这种思想的人应仔细玩味一下屈原和渔父的一段对语。屈原被疏，披发行吟于泽畔。渔父问他何以致此。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警示他说：“夫圣人不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汨其泥，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歠其醨（吃普通的食物饮薄酒）。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渔父又作歌唱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真正有头脑、有作为的人是不会放任自我的，他要做“扬其波汨其泥”的工作，这才于己于人于世都有益。
正义——可贵的人格
写下“正义”二字，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两件事。
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后，第一个到湖边凭吊的是他。
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林彪、江青施虐盛时，有关部门组织政协十余名委员讨论”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实际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表态时，大家一致说“宪草”好，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老病”，发言提出：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而在“宪草”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此作法不甚妥当；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而“宪草”中偏偏无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当时语惊四座，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梁先生才在这件事上幸免于难。
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人的所为。“人格中最有力量的东西便是正义感。”正义，是完善人格必备的素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品德。“君子之任也，行其义也”。（子路语）义，就是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靠什么来保证这道德义务得以实施呢？靠的是正义的人格。如果没有这个“义”含在其中，就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也就无从履行道德义务。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现正义。只有这样，“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才能形成一种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操，才能为民族、为事业、为真理而奋斗坚贞不渝，义无反顾。做不到这样，就导致人格的沦丧，就会成为媚世的懦夫。这种人的出现，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公正。
正义者，其行为光明磊落，昭然于世。
正义者，不媚权贵，不屈从于势力，保持完全独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污。明朝名臣文征明是这样的人。据《玉堂丛书》记；“衡山（文征明）待诏素不下河拜客，严介溪（严嵩）语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余过苏，也不答拜？东桥答曰：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为文衡山乎！”好一个有独立个性的文征明，任你有多大权势，也不折节屈从。“悦大人则渺视之，勿视其巍巍然！”
正义者，当别人受挤压、处于落魄时，不昧于偏识，不谙于是非，不随世事凉炎待人，敢于挺身而出，言别人所不敢言。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是这样的人。当南宋革新派的领导者朱熹在和韩宅胄的对立中遭到压抑迫害，许多人都和他脱离了关系，死后连追悼会都不许开。陆游却挺身而出，写下《祭朱元晦侍讲文》。虽短短二十五字，却表达他的真情：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虽死了，但却把精神留给了后世。
正义者，不会用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利。“不义且富贵，於我如浮云。”至始至终，会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钟况是这样的人。他连续十三年任苏州知府，而靖安老家未见增一分地添一片瓦。他曾作诗诫儿女：“膏腴竟作儿孙累，珠宝还为妻女瑕。”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洁，就无法打击强豪，惩治贪官污吏，无法为人民伸张正义。他死后，整个苏州城罢市，府属七县成千上万百姓哭奠他。正是因为他能为百姓主持正义而赢得了民心。
正义者，敢于讲真话，同邪恶势力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马寅初是这样的人。解放前夕，他在一次公开讲演时，指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在中央大学讲演，又一次斥责“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以至被捕人狱。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新人口论”而被诬蔑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横遭迫害。但他未因此而改变自已的观点，坚持真理，在所不辞。
正义者，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亲，不违心，只唯真理。田家英是这样的人。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时，为了保护可能遭伤害的同志，毅然删去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涉及彭德怀的内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正义者，他的心永远和人民联在一起，敢于替人民说话。彭德怀是这样的人。他的《万言书》和催人泪下的《故乡行》：“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流露的是一片为民分忧的挚情。
“廪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只有蛰龙知”。苏轼这首诗是以桧树来比喻和赞扬人的正直。一个人要想立身于世，必须有正义的宝贵品质。富有正义感，才能表现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爱美。
“主持正义者，必有大放异彩之日。”
墓志铭的启示
墓志铭，是古人记述生平传略，留名后世的一种诔文。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对这种身后名的态度也不同。唐代有位叫吕温的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条规距就是“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原因就是“欲传庆善於后嗣，儆文字之荒坠。”宋代大诗人陆游，对墓志铭的态度是“自记平生大略”授与子孙，“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不愿以不实之辞诳后世人。这都是“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的行为，自身磊落，不浮名于身后。
墓志铭多请人作。也有不愿为人作“溢美”之辞的和不得已为人作铭的。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讲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当时有位罗司徒奉钞百锭，请胡仲汲为其父作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当时他家正缺粮，儿子和朋友都劝他接受，但他坚决却之，表现出他“刚介有节”的品格。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是一个有时不得已委心为人作铭的人。韩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他的散文、诗、赋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中，也应人之邀写过许多墓志铭，有时是违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谀墓”之讥。据说有个叫刘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这是阿谀墓中死人得来的钱，不如给我姓刘的祝寿吧！”韩愈本人对这类事也感到厌恶。他曾说过“大好则大惭，小好则小惭”的话，就是每受到赞扬时他反而感到惭愧。
尽管韩愈为很多人作铭，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样为后人称道的有几个呢？有的人不用说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恐怕连一时的声名也难维持。而真正有实绩的人，何需靠别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诗并称的“苏黄”之间有这样的轶事：有一次，苏轼在孙莘老处，看到黄庭坚写的诗，苏轼“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当孙莘老告诉他黄庭坚其人后，要东坡为之扬名。东坡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可见，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努力充实自己，尽管有时不被人理解，但终有大放异彩之日。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自己用诗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每个人都应树一座人生的纪念碑，建造者应是自己，而不是靠别人。
陆游《家训》的启示
读明朝叶盛的《水东日记》，内载陆游《家训》一篇，颇受益。择其要意，与识者共赏。
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近万首诗，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诗句。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有高风亮节的人。从《家训》中略知一二。
陆游在《家训》中说：“墓有铭，非古也。吾已自记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孙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
“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何等磊落的胸怀。古时稍有地位名望的人，平生本没有多大建树，但晚年却用重金请人写下碑铭诔文之类，以求留名后世。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就没少干这难为情的事，以致被人讥为“墓谀”。而陆游一反古人这种世俗鄙念，不以不实的美名欺骗后世。为防止“溢美”，他还亲自撰写了平生大略，留给后人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也昭然于后世一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变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
这是一段劝人及早奋发的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潜在的才能有待开发。开发才能，最好在青年时打下坚实的基础，趁着精力旺盛，多积累知识，充实自己，一且错过这个黄金阶段，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克尽其实”，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时期把宝贵的时光荒废了，直到后半生才有所醒悟。虽可“补乏桑榆”，但也毕竟是“时过境迁”了。象陆游这样勤奋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感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把握住青春大好时机，以避免“老大徒伤”。
“子孙才分有限，无之如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这是陆游以切身的体验认识到读书对人进步的作用。陆游出身诗书世家。其父陆宰是个十分喜爱读书藏书的人，“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皇帝曾有诏到他家求遗书一万三千卷。陆宰到老后，“嗜书之心，固未衰也。”这无疑对陆游有很大影响。陆游可以说一生都在书的陪伴下生活。“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读书四更灯欲尽，胸中太华盘千仞”，（《读书》）“近村远村鸡续鸣，大星已高天未明。床头瓦檠灯煜烩，老夫冻坐书纵横”。（《五更读书示子》）这都是他读书生活的写照。特别到暮年，嗜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他曾作《书巢记》，生动地刻划自己的生活：“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回顾，无非书肆。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只有全身心投人书中，才解除他的忧愁，丰富他的知识，使他人生境界更臻于完善，成为一名受后人景仰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
陆游这篇《家训》，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我们民族奋发向上精神的写照，当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藏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向曹家父子学点进取精神
对曹操父子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人们褒贬不一。不过，有一点是人们共同称道的，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泽，建永世之业、流石之功”（曹植语）的抱负的。他们的进取精神至今仍给我们启示和教育。
读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乃见其年轻时就有才志：“好作政教，以建立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者常侍。”他不甘心埋没自己，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为官清正，积极推行一些改革。壮年更有为国献身之心，“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甘心。到老年，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
曹丕也很有雄心大志。他认为人生一世应给后人留点什么。他曾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与王朗书》）他立德扬名，并非为图虚名，而是不甘心虚耗自己的生命。他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以攀援。《与吴质书》他最痛恨那些胸无大志，敷衍于世的人。他指责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条件舒适只图安逸，一天到晚蝇营狗苟，枉负人生良机，最后只能随“万物迁化”的人。“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因此，他很珍惜时间，“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典论·论文》〉他到了晚年，雄心还是未减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与吴质书》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恢复年轻时的志向。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建立了功业，还写下了不朽的文学批评专论《典论·论文》。
曹植虽经“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的生活，却从未忘报国立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他在文帝、明帝时，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宁愿“积危蹈险，驰舟奋骊”，战死在沙场，也不愿做“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的人。
曹家父子的进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们应继承这种进取精神，为昂扬奋发的人生注人一点动力。
“出世”的精神
一个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宗教那种“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潇洒不粘泥，便于天无二”。（清·王船山《示侄孙生蕃》洒脱不染俗气，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世俗的东西，是溺人的陷阱。“习气薰人，不醪而醉。”一个人掉进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英雄相去甚远。一个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鸡毛小利中，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吗？
其二，象唐玄突取经那样，要有献身的精神。
献身的精神，就是认准目标，无论前面布满荆棘，还是万丈深渊，都一往无前。只要对人民、对社会有利，就不计较代价。什么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这样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是炼狱里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护花的落红。
其三，做事要有虔诚的态度。
虔诚的态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放弃信念。虔诚的态度，就是有始有终，不傍驰别骛，不瞻前顾后，不事事兼顾。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顾，正象鲁迅所说：面面俱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坚韧不拔的恒劲。
人做事，往往功亏于一篑者多。见难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后的胜利，就在那坚持，再坚持。诗歌大师里尔克曾说：“有何胜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
一个人有“出世”的精神，就会有独立挺拔的性格。这样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会有唯利是图的短见，眼看的是人类前途的光环，心想的是人间正义的大道，实践的是生命的真正价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战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琐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为政”论
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经常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老百姓过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说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的高论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的问题而苦恼了。
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事情发生的更复杂的背景，究竟是子产做得不对，还是孟子指责的不对。子产做为一代名相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子产在郑国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触，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第三年，歌谣变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亡。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老百姓从恨子产，到担心失去子产这样的人。又如他的不毁乡校，让百姓集于此，“以论执政”，子产从中择“其善吾则行之，其所恶吾则改之。”这些政绩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会见其一偏而否其全面。孟子只是不屑于这些小手段，告诫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么，“惠”与“为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很显然，“惠而不知为政”这一结论是对的。作为一个执政者，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对百姓很关心，但对关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却说不出一二，这样为官，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受欢迎。因为他只是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官。这样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针和主张，至于如何去实施，那是你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这就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过渡”，却不懂得“修桥”，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能力问题，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卓识来自哪里，来自对政策的理解，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来自对信息的掌握，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换洗头脑，那他永远处于劣势，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其可悲欤！
话又说回来，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没有能力“修桥”前，能做些帮百姓“渡河”的好事，也总比无所事事强。但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能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
安民则惠
一个爱民的好官，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
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何易于得知传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惊讶地问，县令为何如此？何易于拱手答到：“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着种田，便是忙着养蚕，我正好无甚大事，可以充当这一差役”。崔朴和乘客听后，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
乾隆时，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规严威重，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下级官吏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当时丹徒知县熊某，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御道绕了一里多路。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是对皇帝大不敬，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熊知县对他说：“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况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在场的道员、知府都吓得不得了，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熊知县大声说：“参我的官罢了，还能杀我吗？”黄廷桂拿他没办法，御道也终于没有改。
何易于、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顾，挺身抗命。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明代，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倍数，一郡饶足。”
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爱民，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如果只唯上，为迎和讨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办，讨你满意欢心，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会，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你选择什么？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为本”的宗旨观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实。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反正你领导有话，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这样的官，百姓是不会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图虚名。《明史》中记：“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垫脚石”，他是绝不去做的。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达治本。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一个是磊若日月，一个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史记·夏本纪第二》〉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为官者，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书·魏征传附魏谟传》记：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魏谟进言说：“古代设置左、右史，记录朝政得失，作为后代的鉴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过了。”魏谟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尽职。陛下一看，以后作记录时，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就不应该作史官，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笔直书，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实记下，不要有溢美之辞；皇帝做了错事，也要如实记下，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周书·柳虬传》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就得对自己严要求，处理朝政不得马虎，否则，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猎，史官如实记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猎，这样的次数多了，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史官的这个权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古时有“董狐之笔”之说，说的就是史、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
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语》，他们“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魏太武帝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为罪名，要将他们处以极刑。
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事前，他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太武帝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释：“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故一时惊慌说错，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他说：“太子可怜我，为我乞命，平时我没讲过此事。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虚妄。”
太武帝也被感动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而高允直言极谏，拒绝拟诏。太武帝又大怒，经太子再三拜请，高允才得以获免。
对皇帝是这样，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们更是不客气。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文中记述：“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后不快，知道是吴兢所写，于是假装不知，对吴兢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吴兢说：“刘知几已去逝，不可诬陷他。其实是我写的，草稿至今还在。”张说多次请求改写，吴兢拒绝说：“顺从你的私情，怎么叫作实录呢？”终于没有改。见《新唐书·吴兢传》
有时，当权者会施各种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晋朝孙盛所作《晋阳秋》，用辞直率，道理严正，人们都称之为良史。后来大司马恒温看了《晋阳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是失败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说的那样。如果这部书流传开来，关系到你一门的身家性命。”孙盛的儿子连忙拜伏谢罪，说要请父亲删改。于是儿孙们都向孙盛痛哭流涕，跪下磕头，要他为一族百人的命运着想。孙盛大怒，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的儿孙们还是自己动手悄悄删改了。以至流传下来两个版本的《晋阳秋》。
“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彰，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方以智《通鉴·考古通说》）能在史书上书上一笔，也是史官们引以为豪的事，正是他们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彰善瘅恶”，才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也留下了一种不媚世、不媚权贵的正义精神。
“六言六蔽”说
孔子教诲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说，即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读之思之，于人生修养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这大抵是指一种忠厚之人，百姓所谓“狡猾不足，忠厚有余”者。这里的“狡猾不足”是说过于死板以至于呆。这样的人，如果不善学习，不能拓宽知识面，心中不充沛，反而总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不能举一反三，也不能触类旁通，处事显得拙，容易上别人的当。这种人虽不失为本分之人，但终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爱自己的聪明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这是百姓所说“浮灵”之人。不学习，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仅凭一点小聪明，遇事似懂，其实什么也不懂，总是浮在表面上，象浮蓬一样无根底。这样的人，一生终将一事无成。
其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虽然有诚实、讲信用的本质，但不爱好学习，容易被人利用。这是说，不学习，缺乏识辩能力，往往稀里糊涂地上了当，小则害己，大则害人。小则害己，是说个人利益受损不要紧，大则害人，莽撞地助人干了坏事。
其四，“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是说，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其弊病是说话尖刻伤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诚相见，很容易交到挚友。但缺乏知识修养，口无遮拦，就犯了祸从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缄密，虑言之或失”，更何况信口开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无意中伤人。没有知识修养把住嘴的关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点。
其五，“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这是说，性格勇敢而不善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这是针对鲁莽人说的。上一段是针对语言方面，这一段是针对行动方面。勇敢的品性如果没有知识修养控制，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计后果，只逞一时之能，最终落个孔武之人。
其六，“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是说，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其弊端是狂妄不羁。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人总是要求进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强威，锋芒毕露。这样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为是，到头来，把自己架空。而知识修养，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阴去其弊说
“阴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使事业得以成功。《治国方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阴有以去之”，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
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也未必心甘情愿。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宰相陆贽建议，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就是“阴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是针对“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怕也”这种说法而提出“阴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认为：“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是说：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这当中，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都统一了思想（所谓的），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现在看来受益无穷。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岂不更好吗？这是说，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体现原则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于情于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
美国人耐尔·尺·斯威尼在《致未来的总裁们》中指出：领导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多做一些疏导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爱人
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阅读《南史·韦睿传》时，在“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属必须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兵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写了一段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风，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爱人的作风，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济济，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对他们关心备至。大将吕蒙病重吋，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常穿壁观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时，诸将不服，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让周泰解开夜衫，指着他身上的伤痕，不禁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划，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事乎？”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
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罗荣恒与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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