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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锷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无见地。
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等到胜利在望，他一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