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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了进去，他也跟着爬了进来。我们就那样挤在一个灌木树洞里，手贴着手，肩挨着肩。
他穿着一身月牙白长衫，脑袋后边还吊着一根小辫子，白皙的脸颊上因为刚刚的逃跑泛出了红晕，像是初绽的桃花。
阳光照进蔷薇中，把他融进了斑驳的光晕里。那一刻，我的心化了。
后来我知道了他叫齐天鸿，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祖上历代都是朝廷的文官。那一日，他从四方学堂回来的时候经过巷子，见我被骗，便出手帮我。没想到我竟然不买账，差点累及他。
不过想想也不能全怪我呀，我当时少不更事，什么都不知道嘛。“少不更事”这词可真妙，似乎只要一个“少不更事”就能将我们年少时犯的错一笔勾销。
但我并不想将这一切就这么勾销。得知天鸿哥哥在四方学堂上学后，我就央求阿爹把原先给我请的那个教书先生辞了，让我去县上上学堂。
我原先的那个教书先生是个酸秀才，阿爹辞去他的时候，他气鼓鼓地说，我本就天资愚钝、性格顽劣，他老早就不想教我了。阿爹没辩驳什么，付了他几个大洋，让他走了。
可去县上上学堂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四方学堂不收姑娘。阿爹让我改上别的学堂，可我愣是梗了脖子不答应。
然后阿爹就说，“那你女扮男装吧，反正你也是个假小子。”我觉得亘古至今能这么“怂恿”自己闺女的亲爹除了祝英台她爹，就只有我阿爹一个。于是，我的辫子自那个时候就没了。
为了方便起见，我住进了徐伯家，以徐家少爷的身份进进出出。徐伯作为我的“阿爹”把我送进了四方学堂。我依然是四方学堂里最天资愚钝的人，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之所以收留我是因为徐阿爹很有钱。
第一天上学时，天鸿哥哥在学堂里看见我很是吃了一惊。我想他是在怀疑我到底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
我为了和他解释清楚，于是放学之后，我就跟在了他后边。他夹着书本在前面走着，那根晃在他脑袋后的小辫子已经没有了。
“天鸿……天鸿兄。”我支支吾吾了半天，竟然喊出了这样一个称呼。我想我一定是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话本子看多了。
他转过身，笑盈盈地说道：“青野同学，以后请叫我天鸿同学吧。”
“哦。”我觉得有些失落，他难道不记得我了吗？我盯着脚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开口。
他忽然走过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憋住笑，说道：“你短发的样子，真的……挺不错的。”说完，他终于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
他是记得的！我的小心脏里溢出小小的欣喜。
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背上，又说道：“咱们一起走吧！”
自那时候起，我便与天鸿哥哥形影不离。在学堂里我们主要学算术和国文。教我们国文的是一个姓杨的年轻先生，他的嗓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尤其是在念《平等》一课的课文时。我对“平等”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在青野寨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词，但大家依然过得好好的。
教我们算术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陈先生，我们私下里称他为“陈三鞭”。陈先生有一根细细的竹鞭，每堂课上每个学生至少得挨他三次鞭子。上课眯眼睡觉要挨鞭子，说粗话要挨鞭子，坐姿不对要挨鞭子，回答不了问题要挨鞭子，不听他的话要挨鞭子，甚至你随便转一下脑袋、动一动手指头也要挨鞭子。我很不幸地几乎每一个都占到了，而且有时还不止一次。
每次上完算术课后，天鸿哥哥都会到我的课桌旁，看着我发红的小手掌，安慰我说：“青野别伤心，以后就会好一些了。”
这时候他已经不叫我“青野同学”了，而叫我“青野”，我叫他叫“天鸿哥哥”。我想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伤心，我只知道什么叫难过。
十几岁的孩子喜欢拉帮结派，四方学堂里才三十来个学生就有七个派别，像什么“自由派”、“平等派”、“民主派”、“科学派”、“洋学派”等等。
天鸿哥哥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我和天鸿哥哥一样。当其他人都有一个派别，就你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时，你就会发现你会被排挤。排挤还好，反正我和天鸿哥哥也没打算融入他们。但他们又变本加厉，“排挤”转为“打压”。早知道我和天鸿哥哥也应该建一个派别，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天野派”。嘻嘻……
七大门派的人不是上课玩小动作整我们，就是放学后拦截我们。每次被他们追赶的时候，那从野蔷薇的树洞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它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是我和天鸿哥哥心照不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