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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尽管结局是倭寇被全歼，但这股倭寇的战绩却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
何以倭寇如此猖狂到如此地步？政良望着远处繁华不已的上虞县沉思起来。导致明朝军队的无能无为，不仅仅是军队的缘故，还有其他的影响，更有民心丧失的因素。
首先，军队建设理念不正确。明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曾高达一百八十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军户世袭制方法，保障了军队平战两栖。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光屁股”的倭寇。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由于仇英经历过倭寇之患，对倭寇的形象描述得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可叹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貌似强大的明军，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比如：嘉靖年间，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其次，是**。到了明朝中叶，伴随着一些无能无德的君王即位，官场风气日渐**堕落，加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军队内部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不良现象。假如说，军队是台庞大机器的话，已经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了。譬如，克扣军饷的将领屡见不鲜，不堪重负的士兵比比皆是，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变得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几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后一触即溃。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这样一种现状，难道根子不是在投资者身上吗？
最后，海禁政策使民心丧失。本来，明朝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期望能够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广大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它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当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颁布与实施，显然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做法，更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焉能不丧失民心？
故而当那些来之海上甚至是陆地的倭寇出现，竟占有了天时地利之先机，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是什么造成了民众对倭寇视而不见，甚至部分人还支持倭寇的局面呢？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表面上看似民众的觉悟警惕不高、民众的国家意识不强，但实质上其根源就在明朝自己身上。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古往今来被历史证明了无数遍的真理。但是，即便自己知道根源之所在，又能如何呢？明朝逐渐走入腐儒当政的局面，根本不是自己一个小虾米能够扭转的。即便是振臂高呼也不过是徒增笑料罢了。
双手扶着船舷，往前方望去，只见四周一切显得祥和繁华，又有谁能够想到，若干年后，这里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呢？
“呼”，政良深呼一口气，凭自己的能力，的确无法改变明朝的格局，但是，最起码，自己是有机会阻止倭寇的泛滥成灾的，一切要从日本开始了。想来，将来没有了真倭的协助，沿海的这些“假倭”总不至于那么嚣张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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