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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的印象之中，西北和外省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两点，一是重视实业，这自不用多言，实业是西北发展的根基。而另一个让国人侧目的则是西北极为重视教育，即便是在这个战争时期西北省的教育经费支出仍然占到全省政府支出的19。8%，占到政府支出的近五分之一。
另外一个数字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是西北一省的教育经费支出超过了北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再加上数额庞大的非官方的教育基金和个人捐赠，西北省的教育经费的实际上可能超过全国各地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
有了充足的教育经费作为保障，使得西北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在全省各地推行强制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的西北一省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之中，中等实业学校和中小学在校生人数超过两百万人，拥有接受过短训的老师近十万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于接近全国总和，而中学生则远远超过全国中学生总数的数倍。
司马曾经说过最值得自己骄傲的就是西北的教育，用了两年的时间建立这个时代的中国普及到每一名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体系，西北的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义务教育体系，有别于这个时代教育壬子癸丑学制，而是直接把美国的“六三三”学制抄了过来，小学六年再加上三年的初等中学、三年的高中或师范学校或中等实业学校。初中的单独设立有利于西北的教育普及，也使得西北可以在全省推行九年制的义务教育。
当然在构建西北的义务教育体系的同时，司马并没有忘记构建西北的高等教育，从最初的为培养用于和外国技术专家沟通的的翻译人员的翻译学院到培养技术人员的技术专科学校，都在短期内建立了起来，而其中最为重要就是目前仍然处于初创期的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创建于共和六年元月，为了把这所大学办成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当时除了政府投资和西北公司以及企业投资的数千万元之外，司马还和西北的企业家们捐赠了多达两千余万用于征地建校、构置教学器材，期间为了满足学校的教研需求而又多次追加投资。
以至于日本报纸上曾经酸溜溜的说西北用可以建立一支战列舰队的资金打造了他们梦想中的大学校，但是却指出大学并不仅只是大型的学校，就像流传的一个笑话一样，西北正在走上一个误区，无论是都要大的，要最大的规模，但是大学并不是工厂，规模大并不见得是好事。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对于这句话，作为创建西北大学的主导者，司马当然有深刻的体会，在后世各个大学要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他们所谓的一流就是大型的而豪华的“学校”，各所大学所做的就是，忙着圈地、盖大楼，忙着扩招，却忽略了大学精神之真谛。
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学风，决定了一所高校的前途。耶鲁大学为何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大学，其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强调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学术空气。这种“自由教育”的原则，使耶鲁能够包容各种思想流派，保持勃勃生机。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对于初建的西北大学而言，学风的建设和校长的选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司马在的选择校长上非常谨慎，曾经一度司马还想过直接聘请外国教育学出任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但是最终于出于民族自尊司马否决了这个念头，最后选来选去，司马选中了一个浙江余姚县人——蒋梦麟。
蒋梦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第二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在历史上他曾出任京师大学的校长，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就数地位相当尴尬的蒋梦麟。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京师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京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而让司马更加欣赏的却是他的那种“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的教育思想。他非常注意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至于他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把“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京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则是司马看重的另一个优点，大学应该是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中心，学生要做的就是安心学习，这才是他们的权力和义务。
在西北提供的充足的经费的支持下，蒋梦麟出任校长后可以从全国甚至全世界聘请最好的教授，上任之初，他即叮嘱西北文、理、法、工四院的院长，“经费问题，我去解决；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
而且司马还非常欣赏他平生做事全凭“三子”的态度：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这里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最终蒋梦麟成为西北大学，全国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强、设备最完善的大学的校长。
西北大学的满布冰雪的林荫道中，司马和蒋梦麟一边走着一边谈着大学的教育，作为一个外行人的司马此时只是一个倾听者，作为这所大学的创建者，司马所能提供的就是经费和后勤上的保证，至于其它司马则全部交给了蒋梦麟和学校里的教授们。不过最近在报纸上关于大学的争论好像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司马来这里的原因。
“……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普通教育受到忽视。大学过分重视研究，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教授们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作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学生们则重视研究而忽视其它。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将来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要知道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德国式的研究性教育腐蚀的是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蒋梦麟向司马讲述着目前美国的大学教育，同时也说着西北大学目前存的问题，过于重视技术研究，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教育。以至于适之说现在的西北大学的理、工两院已经变成了西北各家企业的技术研究室，而不是教书育才的大学。
西北大学的前身是西北的十几所技术专科学校，而这些学校的教授也大多数为德国人，正因为如此西北大学现在带着浓重的德国研究性学校的味道，尤其是当西北的各个研究所又西北的理、工科学院挂钩的前提下，现在的西北大学就像是一个由一群教受和专家带着数百或上千个研究组一样，而不是一所大学。
作为校长的蒋梦麟尽管想改变，但有也时也感觉到一种积重难返的味道，更何况教授联席会议之中的教授有一半都是德裔，他们以自身的实际相信德国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的，而蒋梦麟则是通过不断调整改变这一切，而这则引起了大学里的关于教育方式的讨论，甚至从校刊发展到外界的报纸上，蒋梦麟或多或少的知道主任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嗯？研究性大学不好吗？德国不正是靠着研究性的大学带来的技术进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吗？在实践中学习不是很好吗？现在西北的工厂内有很多产品都学校的产物。”
建立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司马的本意，当初建立那些技术专科学校的时候，那引起德裔的教授、专家们把学校办成德国式的研究性学校，可是司马非常乐意见到的。
而且的确给西北的带来的不少好处，大量的后世的技术成果正是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消化，最终演变成西北工厂中制造出的产品，使得西北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而且那些年青的学生也在研究实践中得到了磨砺。
“德国大学教育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德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许会成为优秀的专业人才。但是他们却不能成为优秀的公民和领袖，也不具备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精英素质，这一现实，和其教育不无关系。而美式的大学教育正是在吸取了英式的精英绅士教育和德国的研究性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作为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两股不同的传统，共同塑造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两者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而这就应该是未来的西北大学的发展方向。”
蒋梦麟的话让司马皱起了眉头，在后世的时候好像有人讨论这些问题，司马还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有人曾说20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全部失败，而且有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根本原因就是德国的教育出了问题。
尽管人们常常感叹：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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